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历史文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屯堡文化研究推广工程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毛佩琦认为，贵州屯堡文化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包括外国学者的重视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更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屯堡文化的。如果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来观察贵州屯堡文化，可能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贵州屯堡文化和发掘屯堡文化的现代价值，将其作为现代文化建设的借鉴，会更容易。

毛佩琦说，贵州屯堡文化是在国家政权开发贵州，稳定西南边疆的大格局下进行大部署时出现的，是在国家的整个战略安排下诞生的。卫所制度是在明朝普遍实行的军事驻扎制度，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根据当地的生产和军事需要灵活安排，所以说屯堡是卫所制度在贵州的具体实践。

毛佩琦认为，屯堡人落地生根、自强不息。当年那些屯户、军户跟当地百姓和其他各民族和谐共生，贵州屯堡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发展历史，屯堡人的精神体现了一种家国情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人怎么样处理家与国之间的关系。屯堡文化是活化石，它让我们生动看到中华民族如何实现多民族团结进步、共同发展。

屯堡驻军不仅带来了军事力量，也带来了相对先进的农耕方式，包括纺织、冶铁、商业等。通过学校的建立，通过科举考试在贵州的推广，儒家文化在贵州地区逐渐深入人心。毛佩琦说，这也是国家思想大一统、文化大一统的一种表现。

毛佩琦表示，屯堡的治理和管理是国家治理当中的一种高智慧的体现，屯堡文化又是中华民族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见证。今天人们从屯堡文化中提炼出当代精神，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屯堡人的生存现状和历史演进，为现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