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 刘梦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历史过程。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早期契合。近代以来，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倡导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表面上看，这些知识分子是非常激烈地反传统的，表现出和传统文化一刀两断的决绝姿态；但深层次地看，这些知识分子又是非常传统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者，在骨子里面都有“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正是这种共同信念支撑着他们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贵州走出去的早期共产党人，例如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邓恩铭，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贺龙同志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贵州省工委的创始人林青等，都曾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同时也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早期的共产党人本身也是为传统所塑造，是传统中的创新性的典型代表，并因此找到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自觉地契合了。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初步探索。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等方面留下了宝贵历史经验。而在这一过程中，坚持真理、独立自主的信念，也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思考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1938年，毛泽东同志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性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识也逐步深化。2014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并强调，中华民族历来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只是到了近代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文化自信、国民自信受到极大损伤。只要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传承好，核心价值观建设好，就一定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王阳明曾在贵州参学悟道，贵州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独特优势，希望继续深入探索、深入挖掘，创造出新的经验。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性自觉。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总结出“两个结合”的基本经验，其中不仅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命题，而且从经验总结的角度提出这个命题。因此，这既是对前期探索的理论总结，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升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阐释“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性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背后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和自信。

今天，在我们重建文化自信的同时，以理性自觉的态度，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崭新命题。这是一次思想的飞跃，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大学东盟研究院、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端智库。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2AZD013〕、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21@ZH048〕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