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秦汉，在这个华夏奠定基本架构的关键时期里，秦统一六国后的“高速公路网”——驰道分出的毛细血管“五尺道”，以及在汉代由四川宜宾南下毕节的“南夷道”，进入到贵州西部高原山地的第一“台阶”，并沿山势弥散。于是黔北、黔西北与黔西南一线，成为了此时贵州文化舞台的主角。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在司马迁的笔下，因中原王朝对中国南方的开拓，云贵高原上的夜郎古国与西汉相遇，这是贵州区域第一次大规模与中原产生沟通——我们仍可由今日赫章可乐遗址里的神秘“套头葬”、普安铜鼓山上风姿凛凛，纹样特异的青铜刀剑等文物，遥想当年夜郎古国的悠远、神秘。

此时，贵州的这一文化舞台，正为汉代牂牁郡辖地。汉代“募豪民田南夷”，黔北“汉三贤”名载史册，汉之一字，自此深深切入黔地。

尽管牂牁郡的郡治仍是历史谜题，但由黔西南的兴义、安龙等地汉墓群的精美文物，譬如源承巴蜀文化的青铜树与说唱俑，与岭南文化、滇文化遥相呼应的羊角铜钮钟等，已然可见贵州作为西南文化走廊的雏形。如今作为贵州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东汉铜车马，则以其优雅风姿，见证了贵州融入中原文化的最初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