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千年，作为西南通路上的重要节点，贵州在经济、文化上逐渐积蕴。南宋时，北方马道断绝，于是南宋朝廷在西南开设马市，产自黔西北乌蒙山区的好马，经由黔中、黔北，便可进入广西和四川的马市，投入北方战事。

茶马古道，也是一条文化的通路，可见贵州的崇山峻岭，已然逐渐不再成为文化流通、交融的阻碍。元代在贵州设立“站赤”驿站系统，这是贵州第一次被纳入全国的“国道”交通。此时的贵州，已逐渐在国家战略区位里崭露头角。

那么，贵州如何从群山之间的“不争之地”成为“国之藩篱”，在华夏舞台上迎来高光时刻？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公元1257年——

这一年，正处于南宋与蒙古战事的关键时期。大娄山的天险重地之间，经营播州（今贵州遵义地区）数百年的杨氏土司，与南宋朝廷合力修建起一座雄关联缀的堡垒“海龙屯”，亦有播州义士冉氏兄弟远赴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筑起钓鱼城遥相呼应，意图依托山势“以步遏骑”，令西南家乡固若金汤。

此后，蒙古大军果然折戟于钓鱼城下，不得不迂回襄阳，另觅它路。并未投入使用的海龙屯，作为一处后来荣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堡垒，仿若便是贵州地区此时作为西南咽喉的缩影。

修建了海龙屯的播州杨氏土司，相传是唐代由山西太原入黔。唐代时，中央设置了经制州和羁縻州制度，乌江以南的贵州地域，便主要实行了“地方自治”的羁縻制度，这一兼容并包的特有制度，让贵州的千山万水之间，仪制宽松，居民生活安定从容。

以播州杨氏为代表，此时的贵州，有思州田氏、水东宋氏、水西安氏等众多地方大族，他们在宋代起，就是受命中央统治地方的羁縻家族，元明时期则逐渐过渡为土司家族。在这种承续千年的“地方自治”里，贵州以滴水容蓄之力，不断沉积着自己的底蕴。杨氏土司墓葬群，正是一处此时贵州的文化珍宝。精致的宋瓷与金银器，墓葬里线条流畅圆润的石刻，沉凝着贵州这一段和缓有序的悠悠岁月。

而今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更是一部活着的“黔中通史”。2192座墓葬（截至2023年1月），并非是什么达官显贵，只埋藏着一位位普通人层层叠叠的生活。但我们却能从朴实无华的生活用具，风格迥异的银饰金妆，有异域风情的宝石玻璃里，看到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跨越1400余年，生生不息的族群交融与多彩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