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坪玉

何开纯是赤水市土生土长的作者。他长期工作在基层，积累了丰富的农村生活素材。退休后发奋文学创作，短短几年，已经出版了好几本长篇小说，文学创作业绩显著。其作品故事性强，语言生动，具有浓厚的乡土特色。所涉题材也有一定的广度，从人口健康、传统医学到农村改革，都有所表现。最近，他又写出了红色题材传奇长篇小说《山鹰》，的确是一位创作勤奋的作者。

《山鹰》以传奇形式为创作手法，讲述了一个赤水人民的革命斗争故事。从作品叙事方式和结构上看，显然超越了一般历史小说的范畴，而更多地体现出了艺术想象和虚构的特点。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将一些散见的简略记载和个人传记，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并演绎得如此生动鲜活。

一如既往，何开纯这部《山鹰》，依然具有话本小说的特征，采用了他一贯的结构作品形式和叙事风格，包括夸张式的情节渲染和传奇式的人物塑造。何开纯对话本小说的写作形式掌握更纯熟。《山鹰》以章回体作整体结构，每章都从本回主要情节中归纳出主题，并仿对仗古体诗句模式，自撰一联做标题。如第四章“两代医生遭劫难，一方高人解智囊”，第二十七章“石顶山英雄喋血，苗迁祠凤凰涅槃”等，归纳到位，对仗工稳。这不仅体现出作者的古文修养，在作品形式上，也更突出了话本小说的形式特征。

通过收集和采写了大量的黔北民歌，在每章的叙事中，以归纳、渲染或点题的方式，或长或短地分别插入一段，起到了十分突出的艺术效果。如开篇第一章，便分别引入两段黔北民歌：

黔北有座石顶山，川黔边界各一半。

形如凤凰展翅飞，三道石梯似鼻梁。

有女不嫁石顶山，一天到晚把门关。

碗头装的沙沙米，肚皮烤起火斑斑。

就把石顶山地理位置和石顶山人的贫困状况，交代得具体生动，比一般那种采用大段的描写、铺陈、渲染、比喻等手法，来的既简练又鲜活。尽管在运用上，不同于话本小说开篇有引诗，最后有结诗那样的规律，这些民歌也不像话本小说中的诗词，充满说教色彩。但在形式上毕竟还是体现出更向话本小说靠近的特征。

该作品在语言表述上更为熟练准确地用黔北方言作大众化表达，叙述语言既有地域特色又能让读者大众准确理解。因此，作品在叙事方式上也更接近话本小说的特色，口语化，民俗化十分突出。如果用方言读起来，可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的确颇具话本风格。一些黔北土话，如“邮包掉到水田里，半信半疑（泥）”“岂不是叫花子背粪桶，讨死（屎）吗？”等方言歇后语，作者信手拈来，用得恰到好处。不仅增添了故事的生活气息，也使叙述轻松自如，体现出黔北方言的诙谐幽默。还可以让一些有心的读者去品味赤水话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这种修辞方式，作者在过去的创作中也有使用，但显然在这部作品里运用得更为娴熟，绝少生硬之感。

作品从开张到尾声，始终是从全知全能的叙述角度展开故事的，不仅对其中人物，事件、场景、时间的把控十分明确，而且对不同角色的心理状态，思维特征，认知方式，价值取向都趋于同构。因此，在我看来，之所以说《山鹰》和话本小说近似，尤其是在于作品体现了相同的创作方式。这对于现代艺术来说，或许有所局限，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这又正好是其基本特征。例如：“王老五神手治病，喻区长吃醋歪心”“游击队救灾劫粮，民团兵贪色丢船”等等，相比拟话本《三言》“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等，仅从标题就可看出，都是好坏立见，正邪分明。何开纯先生在作品中对穷与富，善与恶，好与坏，乃至愚蠢与老实、奸诈与聪明，不同角色在笔下都有明确的定位与褒贬，完美地体现着其价值观与认知体系。这种符合中国传统文学的创作方式，在倡导红色文化，张扬革命历史的当下，无疑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相对于文学中的阳春白雪来说，《山鹰》因其通俗的形式，似乎有些下里巴人的味道；但可绝不能将《山鹰》等同于乡土文学；如果仅从语言的特征和故事叙述方式上看，与其说它是乡土文学，毋宁称之为通俗文学；但如果真说它是通俗文学，似乎又还不是。换句话来说，要想从内容和形式上定位《山鹰》的文学归类，似乎一时还找不到更为准确的表述概念。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乡土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融合体。既有严肃与庄重的主旨范畴，又有乡土文学“俚语村言”的鲜活泥土气息和通俗文学的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特征。这种文学形态的出现，正是不少有一定文学追求和深厚生活积累，又对本土文化十分熟稔的基层作者积极参与文学创作的结果。

贵州是红色文化的沃土，赤水更是沃土中的富矿。如果仅靠“地方党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发掘与冶炼，显然不能更广泛地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弘扬传统文化。我们应当支持、扶持、培养、推出更多像何开纯这样，有相应创作能力和积极创作追求的作者，采取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使红色文化在全省、全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