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同寿认为，大松山考古的发掘成果，从考古学的角度弥补了从两晋到明前期贵州历史文献匮缺的空白，有助于贵州史学界摆脱研究无所依据的困扰，不仅能推动贵州史研究的深入，更有可能清晰地勾勒出黔中地区历史发展的全貌。

对贵州而言，大松山考古不仅是一次普通的文化遗址发掘，更是一项了不起而又卓有成效的文化工程。它对贵州各族干部群众进一步了解自己足下的这片土地，增强文化自信，建立文化自觉，必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范同寿表示，以往在论及贵州通道地位时，往往着眼于贵州在西南地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在历史文献中寻找先秦以来贵州在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生活中发挥的通道作用。而大松山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包含了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东南亚甚至阿拉伯地区的文化元素，说明历史上的贵州，尽管受地形地貌的制约，但因其通道地位的存在，并不是完全闭塞的。

“目前虽然还没有较多的资料展示贵州与国内其他地区，以及境外交往与交流的景况，但大松山考古成果已足以说明，千山万壑并不能阻止历史上贵州人与外界的交往。”范同寿认为，从先秦至两汉、魏晋，再到明清，无数的历史事实与考古发掘成果证明，人们之前对历史上贵州这片土地高度闭塞的判断，应该有一种新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