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考古至今已有70余年，在已知的贵州考古遗址发掘中，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是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时间跨度从两晋直至明朝，将近1400年。在获知这一信息后，范同寿的第一感觉是“震惊”，他笑言，“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就是‘贵州要出大事了’，又要振聋发聩了。”

在范同寿看来，这一发现即便是在全国考古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因为贵安新区经济建设的契机，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开展规范系统的发掘，获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果，入列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让范同寿感到惊喜的是，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这对贵州的史学研究有着难以评估的重大价值。“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贵州史研究的学人，不能不为之激动。”

事实上，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尽管这是借助西方对历史时期划分的用语，但仍然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贵州在明清以前的漫长时代，因历史文献的匮乏，难以清晰揭示贵州这一阶段的历史面貌。

研究发现，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璩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这一现状让范同寿等一批研究贵州史的学者常感困惑。直到宋代以后，贵州开始编纂地方志。

“有了贵州人写贵州事，本可以将贵州历史脉络相对准确地记述下来。”让范同寿感到遗憾的是，宋代、元代编写的十几部地方志都已散佚，不能提供研究依据。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他坚信，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