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郦波教授新作《心学的诞生》新书发布暨分享会在贵阳市修文县阳明洞举行。王阳明在贵州只待了两年，却开创了影响中国和世界500多年的“心学”，令世人感慨。当下多有认为：“心学，是解决人生很卷的一味良药!”郦波教授明确表示：“阳明心学是为了每个心灵的解放，为现实人生提供了巨大的智慧。”这里提到“现实人生智慧”，确实让人心里一颤，必有深意焉。

《心学的诞生》这条讯息，首先是通过“手机”获取，赶后在“电视”里也看到播出。“手机”和“电视”皆为获取资讯的工具，这是众所周知的，而具体深入到现实生活中，一些情景下，却别有异趣。

一天中午，96岁的母亲一头银发，一副老花镜，一边盯着手机屏幕，一边声音洪亮地说：“你看到没有？手机上说，有一个海岛，两方有争端，一方派了100多名军人上岛，另一方发射导弹全都给炸了。不知到底怎么回事？没有看到电视里说。”又慢慢说：“手机上说鸡蛋和韭菜不能混在一起炒来吃，为什么不能？点了半天内容，都看不出答案。手机里的东西（消息、资讯等）也不确定……”

这段话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指向，是把“手机说的”和“电视说的”作为了两种不同的消息来源渠道，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定位”，细想想，完全可以意会。

手机和现代当下人的关系实在太紧密了，一个人出门、办事，如果手机不在身边、不在手里、见不着了……那急起来，真好像是“魂”都丢了。5年前举办的贵阳数博会，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伽”演讲，直言：“睡觉醒来的第一件事，不是看老婆，而是先看手机。”早些年《手机》的影视剧，也是风靡一时。

“带好手机没有？”“把手机拿好哦!”成为通行的温馨提醒语。手机在手，“朋友圈”在机，同好者成圈，大抵如此。通过“圈”，手机里传播来的消息，那是快捷而广泛的，却也不免鱼龙混杂，确认真假、辨别是非成了一个大问题。这是问题吗？恐怕是问题也不是问题，不自觉的所谓“后真相时代”，到底“真相”如何，大约还需别论。然而就一般人众而言，还是希望有个权威的说法，不仅仅是“手机说的”。

回想20年前，在单位分管文书、信息工作，经过调研、分析、讨论、研究，我们提出了“贵州人民参考”的概念。也就是阅读《贵州日报》了解省情，阅读《人民日报》了解国情，阅读《参考消息》了解世情，并要求成为“日课”。这需要持之以恒，三天五天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如果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每日坚持不懈，是能够潜移默化、春风化雨的，在核校文书、修改信息上，业务水平定然蹿升，而关键是增强了“权威性”。

当年，陪同领导同志到乡村调研，错过晚饭饭点是大概率的。行驶在山路上，车载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时，不用吩咐，驾驶员自然会把车停路边，听完新闻节目再行上路。领导同志的这种习惯，雷打不动，是工作甚至生活之必需。走在学习的最前沿，掌握最新的资讯，为机关工作人员之必备。其中一个重要的道理在于，消息来源的“权威性”，用老人的话转过来讲，是“电视说的”。

放到眼下，看“贵州人民参考”，听“新闻联播”，信息可谓来自“官宣”，有一个“大逻辑”管着。这里涉及一个“固本培根”的事，在风云变幻、风高浪急中行稳致远，我们需要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支撑，才能在奋斗中，而不是迷茫中勇毅前行。从文化维度看，“务本”甚为重要。东汉著名教育家尹珍，素有“贵州文化的奠基者”之誉，“手创草堂三楹”，以孔子“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而取名“务本堂”，深怀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其长远的思虑。

务本、固本、培根，讲“立志”、讲“精气神”，大约是胸有“定力”之所。集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于一身的王阳明，尚在少年时即有强烈的“文化自觉”。1483年的一天，在北京私塾读书的王阳明一本正经地问：“何谓第一等事？”老师作答：“当然是读书做大官啊！”王阳明严肃地说:“我认为不是这样。”他郑重地说道：“我以为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

把做圣贤作为第一等事，对个人修为而言，“圣人”洞察事物的本性，不会由于世上的各种变化而心中波涛汹涌，其“定力”自在心中。王阳明作为心学之集大成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其名言：“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其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确实如此，只要用“心”去学，应是处处可学，而身边人、身边事更是直接，按经典《大学》所说，树立“格致正诚修齐治平”意识而行于世，必当大道。诗人紫丁香有一段叙述：“听95岁的老王伯讲诗、讲联、讲词、讲字、讲故事，是一种精神洗礼。这百岁老人，也曾年少轻狂，也是傲骨嶙嶙，他活着的心态就是一种精神。比如刚刚打赢冬天这场新冠病毒，比如脑梗失忆后用读书写字康复锻炼，比如95岁仍然坚持心中美好向往……”佩服老王伯，朝着“美好向往”，扎实“精神洗礼”，心无旁骛，人生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