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生态之州”黔东南再迎新机：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通过国家验收，正式从实验区迈向保护区，成为贵州省首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进入新的保护阶段，黔东南既要进一步推动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为文旅发展注入新动力，更要在当下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的契机下，主动打好“融湾牌”，在文化交流、文旅融合等方面进行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合作。对于黔东南而言，这是挑战，更是时代赋予的机遇。
破圈 点燃文化生态保护星星之火
2012年12月，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获批设立，成为我国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之一。
这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又是一个崇高的责任和使命。
黔东南州先后颁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村寨保护条例》等十余部地方性法规，为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制定出台了《黔东南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作实施计划（2017—2020）》等十多项政策性文件，健全保护工作制度。
自设立实验区以来，黔东南积极申报认定、壮大传承队伍，建立国家、省、州、县四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体系，形成老、中、青结构合理的传承格局，为保护区提供人才支撑。全州现有各类非遗传习基地358处，为非遗保护传承发展提供阵地保障。
据统计，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现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1项（侗族大歌）3处（黎平、从江、榕江），国家级非遗56项78处，数量位居全国同级地州市首位，省级非遗218项307处，居全省第一，州级非遗329项417处，县（市）级非遗1590项。
扩圈 有效推动区域性整体保护
规划先行，谋定而动。黔东南州将实验区建设纳入总体规划，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生态保护等专门规划衔接到位，坚持高位谋划推进、健全工作机制、创新载体模式，较好完成了总体规划近期目标任务。
2017年1月，《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2016-2030）》获批实施，并明确了五个方面的保护内容：
——人类和国家、省、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保护；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密切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依存的传统村落和民族村寨保护。
“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这一金字招牌，在秉持保护优先、整体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下，充分实现了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孕育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实现“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目标的重大意义。
融圈 激活“非遗+”民族文化绚丽绽放
走进丹寨县一个不足400平方米的洞穴，洞中清澈的泉水喷涌而出，这不仅是一个普通的溶洞，还是石桥黔山古法造纸专业合作社的天然造纸工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石桥黔山古法造纸专业合作社非遗工坊也看到了非遗研学的潜在市场。
非遗与旅游的融合不仅增强了游客的文化体验，同时也为非遗“活”起来开辟了新路径。2020年，实验区非遗深度体验游入选全国12条非遗主题旅游路线；丹寨万达小镇入选联合国减贫案例，施秉县《苗绣助力就业减贫》入选第三届全球减贫最佳案例。
“十三五”期间，实验区累计接待游客4.83亿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200亿元，其中，“非遗+旅游”占旅游综合收入的50%以上。
自设立实验区以来，黔东南州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创新“非遗+”融合发展模式，围绕“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目标，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保护孕育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
以总体规划为蓝图，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黔东南州实现“非遗+”融合发展三大创新：
一是创新非遗传承人群认定管理办法。2017年，黔东南州出台了州级非遗传承人群认定管理办法，在全国率先启动首批非遗传承人群申报认定工作，有效激发了集体项目传承群体的积极性。
二是推行易地扶贫搬迁“非遗随人走”。“十三五”期间，实施了30多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在搬迁安置点建有芦笙场、非遗展示馆、非遗扶贫就业工坊39个，组建了40余支非遗传承队伍，将原住地文化搬入新社区，积极开展非遗传承活动，实现了非遗随人走，传承有保障。
三是推广“非遗+”减贫模式。通过“非遗+”模式，涌现出凯里市新光村芦笙制作、从江县马安村刺绣加工、丹寨县排莫村蜡染技艺等一批专业村，推进非遗活化利用，实现老百姓在家就业增收，有效推动了产业振兴、脱贫致富。
获批实验区是黔东南民族文化的一次“破圈”，十余年后的今天，正式通过国家验收，从实验区到保护区，两字之差，对黔东南而言，却是“质”的飞跃。下一步，黔东南州将把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工作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建设，持续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大力推进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精心打造非遗文创品牌，推动“非遗+”深度融合发展，使保护区建设成果更好地惠及黔东南各族人民，更好地促进黔东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