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农村地区婚丧嫁娶酒席攀比之风久治难愈，让淳朴的乡土民风变了味。

遏制不合理人情往来的滥办酒席陋习，除了需要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社会民风之外，如何在公权力的边界范围内达到正风化俗的效果，考验着善治之智。从各地实践经验来看，有两条经验可以参考。

其一，厚植新风正气，需要“出手”更需“妙手”。“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有的地方出台约束性措施，制定红白喜事的价格标准，明确告诉村民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正所谓，“民之所系，义之所在，直道而行，不计毁誉。”

其实，除了敢于“出手”，在“禁”和“罚”之外，是否还有“妙手”的选项？遵循“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法治原则，让治理符合社会基本预期、契合价值共识，规避公权力越界介入百姓生活，让政府、社会与公众齐心协力，促进移风易俗。比如某地提出，居民如果丧事从简，将给予资金奖励，是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

其二，厚植新风正气，需要“自治”更需“自创”。“化俗不易，贵在因民”。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也是治理的主体。陈规陋习的负面效应最终还是群众自己买单。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突出村民自治，引导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此外，符合乡风习俗和民间诉求的创新正成为破解治理难题的“钥匙”，雷山“合约食堂”的创建，湄潭县抄乐镇红白事“车不过十、礼不过百、时不过三”等探索，有效遏制了农村滥办酒席之风，成效可谓可圈可点。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移风易俗是培育文明新风的难点，也是乡村振兴的一道新考题，需要以善治之智形成长效机制，久久为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塑形”又“铸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