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波
心学诞生于黔地，得益于贵州的山水、人文与社会思潮，而黔学也在王阳明心性、行为与思想的转变影响下得以初步形成。黔学在心学诞生的历史机缘中产生确立，其伴生意义不止于二者初生交汇之时。黔学在促进心学发展的过程中得以确立，并在王阳明离开贵州后，依然以心学为核心进行自觉构建，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印证着心学核心价值的存在。
黔学确立之际：在成形中成就心学
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心学即正式确立，但其理论体系与影响价值却不是一夕成形的。综观王阳明在贵州的活动轨迹，在生存问题得到解决后，他将大部分精力投身于贵州教育。
早在贵阳之前，王阳明的教化事业就已经在龙场开始，居夷诗中有多首“诸生诗”记录了当时的情况，“讲习有真乐，谈笑无流俗”，日谈夜坐、求学者众。彼时阳明之道就已深刻地影响着龙场夷民，《教条示龙场诸生》中所载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事不仅是王阳明自身悟道之途，也是其教育思想的凝结，这四事也成为黔学成形之初的重要内核。及至贵阳任教，心学理论成为黔学内核的又一重点，正德四年王阳明始论知行合一，而王阳明也因此得以将心学传播发展，“公余则往见论学，或至夜分，诸生环而观听以百数，自是贵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从龙场到贵阳，再成为整个贵州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促成黔学的确立，这是心学成形后的重要成就之一，“黔学之兴，实自王文成始……揭良知之理，用是风厉学者，而黔俗丕变”。
王阳明在正德五年即已离开贵州，但其在黔阶段的教育却仍不断反哺促进着心学的发展。在龙场时王阳明即已有大批弟子，而至贵阳讲学后从之者更甚，这些在黔受教的王门弟子不仅对心学在贵州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还促进了心学在明代各地的传播。当时的黔籍弟子陈文学、汤冔“两先生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因心学开黔学、以黔学促心学，非黔籍弟子也有相当部分回到贵州弘扬心学，如蒋信曾于嘉靖年间任贵州提学副使，亲自讲授心学并大力新建书院，培养了一大批王学后生。这样一种自黔学成又反哺于黔的行为，是历史机缘更是黔学教育影响的深刻体现，也使得心学在黔学中的血脉得以巩固延续。此后，各代王门弟子都有在黔办学讲学之举，贵州也因此涌现出一大批如阳明、南山、正学、学孔、南皋、兴文等主讲心学的书院，贵州的书院文化、讲学之风也自此而兴，故贵州得以成为王学圣地，并不单纯因为阳明心学诞生于此，更因为王门后学发展于此、反哺于此。
除了地域发源的价值之外，黔学仍主动参与着心学构建，李渭、孙应鳌等为代表的二三代黔籍弟子积极与各地王门学派保持交游联系，外省王门也不断被王学圣地的贵州吸引，赴黔瞻仰研习并参与到黔学与心学的构建中来。可以说，黔学自心学诞生之时便正式形成了其内核，而黔学自确立之始，其主要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便是促进心学的传播与发展，并以自身的实践参与心学的构建过程。
黔学正名之失：黔中王门之于心学
心学的弘扬离不开王门后学的发展，现今对王门后学总结分类影响最甚者当属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他所列王门后学代表人物共八十四人，划分为八派并载其心学渊源与事迹著说。梁启超在《阳明先生传及阳明先生弟子录序》中认为《明儒学案》所载“千古绝勤，湮没者亦且不少。”贵州作为王阳明悟道之地、心学成形之所在，黔中王门却并不视作王门后学的典型派别。有学者从王阳明亲启源头、建立第一家阳明书院、前后三先生与五大重镇、刊刻积累心学著作等四方面梳理黔中王门的源流演变及心学成就，考证其当属王门后学一派。
如按黄宗羲《明儒学案》标准，贵州籍王门后学仍不乏代表人物。自王阳明贵州讲学之始便门生众多，《镇远旅邸书札》中所载中最为典型的贵州籍弟子有陈文学、汤冔、叶梧，三人共建阳明书院，始创黔中王门一派。而后更有李渭、孙应鳌、马廷锡三人作为黔中王门之集大成者。清代谢圣纶在《滇黔志略》中称：“李同野、孙淮海、马内江三先生皆崛起黔南，毅然以斯道为己任……为全黔一时山斗也。”他们建立中和、山甫、学孔等书院讲学弘道，继承心学“心气合一，内外合一，乃至中至正，不偏不倚”等主张，更是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提出“以行为先”，发展了心学理论。黔中王门三代、四代及其后弟子也广布贵州，如邹元标之徒陈尚象建南皋书院以扬心学。
学界尤其是贵州当地学者对黔中王门已有足够的关注，并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但黔中王门因不入《明儒学案》之典而长期得不到正名，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贵州心学的研究发展，而心学研究对黔学构建的支撑效用的缺失，也影响着黔学研究与发展的进程。故欲为黔学正名者必先正其心学，黔中王门之于心学研究，再者于黔学构建，是一个价值传导的过程。
黔学发展之要：核心价值不离心学
自心学诞生于贵州，黔学便很快弥补了因地理、人文等客观因素造成的与中原地区的差异。每种地域文化都有其发展根由，黔学的文化寻根可以追溯至东汉，“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直到明代贵州正式建省，才完成了由少数民族天然构成的边地文化的行政资源整合，搭建起“黔学”之所以为“黔”的地缘基础，加之王阳明在贵州悟道的历史选择，又一位大儒的到来完成了黔学形成确立的历史使命，完成了黔学作为贵州文化传统意识与民族文化心理的统一构建。这种历史回溯肯定了心学作为黔学“元历史”的意义，也正是这份文化记忆成为贵州作为王学圣地的神圣性和庄严性的来源。
黔学还在发展中通过实践来使得作为文化记忆的心学不断重现并获得现实意义。最为直接的是黔学对阳明文化的理论研究，多地市多层级成立王阳明研究院、研究学会，兴办阳明大讲坛，并将阳明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重点课题开展全方位建设。在此基础上，黔学还对以王阳明在贵州所留下的物质精神遗产进行内化发展，如赓续王阳明书院文化，今贵州大学的前身即可追溯到阳明书院，而近代中国教育也离不开贵州，李端棻在清末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之父，还在贵州发起创办了贵阳公里师范学堂、贵阳中学堂等，使王阳明留下的教育财富内化为重教兴文的黔学精神。此外，贵州还兴建孔学堂，区别于以祭祀为主的孔庙，承担起传承与弘扬儒学、教化与开启新风的责任使命。
更为重要的是黔学将以致良知、知行合一的阳明精神阐发为文化自觉。贵州撕掉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基础设施建设大踏步向前、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些都是在知行合一中攻坚克难、担当作为所取得的成就。黔学不仅包括王阳明本人的直接影响，还体现在贵州王门后学的精神继承上，如贵州在经济建设中始终保持的对外交流、海纳百川的精神，即自黔中王门不执门户之见的对外交游起，所以才能以西南腹地之身扛起大数据发展之旗建成“云上贵州”。贵州发展的现实生动地体现着：黔学不只是对心学的简单历史记录和实践再现，还在动态地、生成性地形塑和再生产心学的现代意义。
对于黔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无论是以贵州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生态建设、乡村振兴，还是开放水平与治理能力的向前迈进，其提升道德自觉、人文精神与实践主义的核心价值依然不离心学。从黔学本身的视角来审视真实的黔学、现在的黔学、发展的黔学，会发现心学已经成为黔学体系中的有机结构，在时间层面上把贵州的发展导向和历史联结在一起，在社会层面上包含着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是黔学不可剥离的重要部分。在历史选择的机缘下，王阳明谪居贵州悟道，贵州也以独有的人文地理风貌迎来了黔学发展的重要转折，黔学与心学成为相互依靠又相互成就的两个部分。黔学之于心学的伴生意义，不仅表达为与心学互证、助心学诞生、促心学发展，更体现在自我溯源中依靠心学、自身构建中内化心学、自觉发展中不离心学。明晰了此伴生意义，才能更准确、客观地认知心学之于黔学的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为黔学今后的发展谋篇布局。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报发表时，对原文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