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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贵州的历史与今天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贵州古驿道图。 (贵州交通博物馆供图)

《史记》影印版。(资料图片)

←“天空之桥”—平塘特大桥成为交旅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 (景区供图)

↑贯穿在崇山峻岭间的“五尺道”,是贵州历史上的第一条官修道路。

→毕节七星关区杨家湾镇七星村“五尺道”上的马蹄印。

(周遵鹏供图)

蜀道难,黔道更难!

500多年前,被贬贵州的王阳明曾在名文《瘗旅文》中写下“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的诗句。曾经那个山前是山,山后是山,山上长山的贵州,一定给王阳明带来了不小的震撼。

贵州的路,藏在山上,其开掘之难最能体现贵州人的坚毅性格。千百年来,从秦开“五尺道”到汉通“西南夷”,到明代奢香夫人建驿道,再到如今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贵州路的每一次开发,都在诉说着贵州交通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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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从山中来,通道价值凸显

位于毕节七星关区杨家湾镇的七星村有一段古驿道,名曰“五尺道”。驿道现存石阶571级,沿关隘山势蜿蜒盘旋,有的石阶从石崖凿出,有的由青石铺就。从石崖上凿出的石阶,现存马蹄印痕5个,印痕深约3厘米。2013年,这里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在古驿道石阶上,一个个因长期人践马踏、霜浸雨蚀的印痕光滑润泽,诉说着千百年来的历史。2000多年前,秦始皇为推行郡县制,令大将常頞修建从今四川经贵州西北至云南的道路,路宽仅5尺(合今3市尺),史称“五尺道”,其目的是“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

作为今贵州省境已知的由官方规划并投资修建的第一条道路,这是有史以来中央王朝在贵州的第一个开发举动。这条秦修“五尺道”沟通了秦都咸阳经四川、贵州与云南东部的联系,为秦帝国在云贵地区设置郡县,委派官吏进行治理提供了条件。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从此,“诸此国颇置吏焉”。“五尺道”揭开了贵州通过修路打破封闭的序幕。

“自秦贯通五尺道之后,两千多年来,这里来往客流一直络绎不绝。”毕节七星关区史志办原主任周遵鹏曾多次攀爬踏访五尺道。在他看来,五尺道连接“南丝绸之路”与贵州腹地,不仅为开发大西南打开通道,也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古道因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沿途山水风光、民族风情等特色,极具旅游开发价值。

事实上,地处西南腹地、边疆之内地、有着交通枢纽地位的贵州,秦以前便已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春秋时期,今贵州省境曾出现过牂柯古国,至战国时,楚国曾在今渝黔一带设置“黔中郡”,贵州简称“黔”从此出现。楚顷襄王为与秦争夺黔中地,派庄蹻率军溯沅水而上,假道夜郎入滇,便是在利用贵州作为西南通道的军事价值。

秦统一六国后,将楚国巫郡和黔中郡合并,设新“黔中郡”,为全国36郡之一。为加强中央统治,至西汉武帝时期,又调巴蜀人力、物力,开凿僰道(今四川宜宾)附近的青衣道,修建“西南夷道”,但工程艰巨,经过数年,仍然没有修通,最后因“费工无成,百姓愁怨”,半途而废。

史学家范同寿在接受采访中谈到,唐太宗贞观年间设黔州都督府,下辖施、牂、充、务等九州,贵州乌江南北的经制州与羁縻州同归黔州都督府管领。思南人赵国珍因长于军事谋略,熟悉南方地形,被任命为黔中都督。唐玄宗时设置黔中道,治所虽在今重庆市彭水自治县,但管辖的主体是今贵州地区。这便是后世以“黔”为贵州简称的由来。民国初年,贵州全省被划分为3道,即黔中道、黔东道和黔西道。从各道名称都冠以黔字来看,民国以前“黔”就已成为贵州简称。

黔山多,黔路难。王阳明曾写道:“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贵州“苍山如海”,山地和丘陵占97%,平地只占3%。明代学者王世性曾在《黔志》中记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这些广为流传的句子,形象地道明了贵州的路难行与修路难。

“从秦朝开始,贵州逐渐受到中央王朝关注,有了经营开发之举。”考古学者、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认为,秦修“五尺道”,对贵州西北部初启开发。西汉武帝时,中央王朝对“西南夷”大规模开发,修筑“南夷道”,先后设置犍为郡和牂柯郡,将古夜郎等西南夷地区纳入行政管理体系。中原移民大量涌入,翻开了汉文化与地方族群文化相互融合的新篇章。

范同寿在《贵州历史笔记》里著述:到了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为平云南,派傅友德率大军30万征南,在贵州境内广设卫所,大兴屯田。贵州军事上的通道战略地位,再次突出展现。由明到清,再至民国,尽管境内重峦叠嶂,山谷深阻,贵州的通道地位依然在军事上不断彰显。明万历年间,播州杨应龙欲凭借地势险要、兵强地广,与明王朝一较高低,结果也仅坚持了114天,便被明政府从四川、贵州、湖广调集的八省兵力彻底打败。明军其所以能迅速调动多达24万的兵力,自然与历代统治者对贵州战略通道的经营不无关系。清初吴三桂叛乱,军事上的第一步便是派遣大将马宝等为前驱,直奔贵阳。其意图在于占据贵州之后,兵分两路北上入川,东向攻湘,这完全是在利用贵州军事通道的价值。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贵州,晴隆县的“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是“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识,成为当时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唯一的陆路运输线及国际援华物资的大动脉,被誉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在中国的大西南,无论从军事的角度抑或从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角度,贵州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在范同寿看来,贵州的通道作用并非仅局限于军事,同时也是西南各地区、各民族人员与物资沟通必须充分加以利用的通渠,而且是云、桂、川、湘物流的枢纽。这种通道文化的形成,既是贵州的区位优势与自然环境使然,更是出于长期历史发展的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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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存丰,通道文化彰显

南亚廊道、茶马古道、龙场九驿、川黔驿道、湘黔驿道、滇黔驿道……在贵州,古代驿道道路遗存74段、桥梁66座、渡口和码头22处,驿站与马店遗存等12处交通类文化遗产,充分体现贵州交通发展的历史可读性,是贵州古代交通发展的见证,弥足珍贵。

千百年来,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形成的古驿道文化遗产富集丰厚。2021年底,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下发《关于开展贵州省长江流域文物资源调查工作的通知》,明确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贵州段调查,纳入贵州省长江流域文物资源调查工作统筹推进。

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组织工作专班辗转黔东南榕江县,黔南三都、荔波、独山、都匀、平塘、罗甸、惠水、贵定,黔西南册亨、望谟、安龙、兴义和义龙新区等14个行政区域,行程3000多公里,涵盖珠江流域北盘江、南盘江、红水河和都柳江水系,拍摄了7700多张照片、57条视频,捶拓了6通碑刻的拓片。调查将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贵州段出海通道的历史演变、路线节点、关联设施、沿线文化遗迹,以及道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功能变化作为重点,收获颇丰。

“南亚廊道”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中国古代联系南亚诸国以及中西亚地区的通道。该通道经四川、青海入藏或经陕南、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最终通往南亚、东南亚。

20世纪50年代,在清镇、平坝一带发现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鸡首壶、莲花纹罐、蛙形水注等青瓷器,以及玛瑙、琥珀等装饰品。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娄清认为,这说明了贵州与中原甚至与东南亚和南亚都有交通往来。

苗疆走廊,亦称“古苗疆走廊”,是从湖南经过贵州连接云南的官道。2012年,贵州大学杨志强教授首先提出的一个文化走廊概念——指的是元代1291年新开辟的一条连接湖广(今湖南、湖北等地)经过贵州至云南、东南亚、南亚的一条“官道”及其支线,涵盖了云贵高原大部分地区。

苗疆走廊除了东由湖南起经玉屏横贯贵州而西出盘州进入云南,一路串起十几个县(市)之外,沿带状辐射周边的几十个县,形成了一条带状的走廊区域,各民族文化形态富集,多元文化活态互动。贵州段沿线所辐射带状周边的森林覆盖率高,山川河流纵横交错,文物古迹甚多,古驿道的不少路段,石拱桥仍保存有遗存和遗迹,还有不少的庙宇、寺院和独具建筑风格的古村落星罗棋布,这些都是极为精彩的文化遗产景观。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曹端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历史资料,西南的木材、矿业等经济资源在全国独树一帜。明清时期,中国的资源更多是从西南沿古苗疆走廊进入东部,东部的移民则更多是携家带口,进入拥有更多创业机会的西南。美国经济史学者李中清认为,清代前期贵州的市场化程度并不低于内地。

湘黔驿道始辟于元代,系湖广通云南的大道之一段,起于湖北江陵,中经湖南常德、辰州、沅州,由晃州(今湖南新晃县)进入贵州,入境第一站为平溪(今玉屏),经镇远、偏桥(今施秉)、黄平、麻峡(今麻江)、新添(今贵定)至顺元(今贵阳)。

滇黔驿道包括湖广通云南大道之一段,辟于元代。由顺元(今贵阳)、罗甸(今安顺)、普安(今盘州)而达云南中庆路(今昆明)。也包括上述川黔滇的乌撒(今威宁)入滇道,乌撒为其冲要之地。

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特别是巩固云南边防,大力整治元代所开驿道,增设驿、站、递铺,并屯军保护、维修,令沿途土司及府州供养驿道,从而形成以贵阳为中心的稳定的驿道干线。

川黔驿道则包括自四川重庆府入黔的川黔驿道正线,由川黔驿道抵播州(后遵义府)治地往容山至偏桥的支线,由四川经贵州黔西北入云南的川黔滇驿道贵州段。

明初,奢香率水西部众开山辟岭,开辟出以偏桥(今施秉)为中心的两条驿道:一条向西,经水东(今贵阳东北),过乌撒(今威宁),达乌蒙(今云南昭通);一条向北,经龙场(今修文)、六广(今修文六广镇),过黔西、大方而达毕节,与川黔滇驿道相接,连通四川蔺州(今古蔺)、永宁(今叙永)。并置龙场、六广、谷里、水西、奢香、金鸡、阁鸦、归化、毕节9个驿站,史称“龙场九驿”。

这些古驿道沿线的风情习俗、节日庆典、祭祀礼仪、歌舞戏曲、工艺制作等,不仅原生性浓,而且内涵丰富。

在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吴晓秋看来,贵州驿道文化线路的价值构成是多层面的,既有作为驿道整体的文化价值,包括散落其间的不可移动和可移动文物自身的历史价值,及因驿道而产生的不同区域间交流、对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又有驿道赖以存在的生态价值和驿道沿线自然景观、人文遗迹等不可再生的文化生态旅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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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旅著文章,高原明珠璀璨

“很难想象没有平原支撑的贵州交通发展如此迅速。”1月23日,历史文化爱好者成都游客孙海文和家人来到赤水市丙安古镇,行走在古驿道上,当看到未通公路之前通往土城的官道清代双龙桥时,他感慨贵州交通的巨大变迁。

丙安是川南入黔古道上的重要场镇、“川盐入黔”的著名驿站和商品集散地,历来商贾云集,被专家学者誉为“明清建筑与历史的活化石”“千年军商古城堡”。摩崖石刻、石鼻子以及光滑的石梯讲述着数百年来的通道文化。

在赤水,因通道优势形成的大同古镇、复兴古镇、丙安古镇、赤水古城等遗址,成为如今的旅游富矿,吸引着众多游客。近年来,赤水挖掘古镇古城的历史底蕴、文化内涵,把寻古、探古、访古之旅深入挖掘,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文化旅游景点,推动“全域旅游、全景赤水”打造,促进文化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贵阳处在几条茶马古道的交汇点上,2013年3月,川黔滇茶马古道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包括了位于贵阳的长坡岭古道、蜈蚣坡古道(今蜈蚣桥)、黑泥哨古道、黑泥哨牌坊、青岩古道5处遗迹。

凭借古道、古镇、古景出圈的青岩古镇景区坐落在茶马古道上,古道连接了青岩古镇与外界的往来,使青岩较早地接受了中原文化,为青岩镇积聚了多元文化。如今,青岩古镇成为贵阳游热门打卡点。

2023年春节,这里上演不夜明城,花灯巡游、汉服体验、古风旅拍、童话彩灯、古韵灯市等精彩绚丽的梦幻之旅,为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新体验。据景区统计,春节7天,共接待游客26.5万人次。

交通是发展的第一要素和先决条件。2015年,贵州实现县县通高速;2017年,实现村村通公路;2022年初,贵州高速公路总里程超过8000公里,居全国第5位。现在的贵州已实现了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公路、组组通硬化路,民航机场全省9个州市全覆盖的交通布局。

一条条路、一座座桥,横亘在贵州的连绵大山,平铺于黔山贵水之间。谁能想到,曾经重峦叠嶂“飞鸟不通”的贵州,在现代交通的助力下,不仅让贵州方方面面的发展进入快车道,更是串连起一道道多姿多彩的旅游风景,让贵州的旅游人气更旺。因通道而生的文化旅游景区景点,在现代交通发展中,串珠成链,成为贵州旅游蓬勃发展的亮点。

近年来,伴随着贵州交通的逐步完善,古城古镇古道游持续升温的同时,那些潜藏在贵州深山无人时的美景,以及因“路”“桥”而美的风光,让游客流连忘返。

“贵州山清水秀,高速公路干净整洁,天空之桥观光服务区独具特色,让人印象深刻。”1月25日,从广州自驾来贵州旅游的张癸一家,对贵州瑰丽的自然风景和交通建设赞不绝口。 

山环水绕,云雾袅袅。坐落于余安高速平塘至罗甸段牙舟镇边兰村天空之桥服务区,是以近观平塘特大桥为主题打造的集休闲、娱乐、科普等多功能为一体的贵州首个旅游目的地型服务区。在这里,房车露营地、儿童乐园、半山步道、桥梁科普馆、天文科普馆、嘉遇酒店、超市、美食餐厅等一应俱全,被交通运输部列为交通强国贵州省唯一一个交旅融合发展的示范项目。

看着云海之中的“天空之桥”,张癸感到仿若瑶池仙境,激动地拍下照片。平均每年300天的云海,天空之桥吸引着省内外四方游客慕名前来,成为“黔山贵水桥旅融合”的新地标。

旅游+交通,让贵州旅游之花异彩绽放。

2021年印发的《贵州省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以“大交通”带动“大旅游”。交旅融合也随即成为贵州旅游“井喷式”发展的助推器,带动沿线贫困人群实现创收。

路与桥构成的高速路网,让人生出“高速平原”的感叹。而盘踞在高铁沿线的风物,让蜿蜒赤水河上吟唱的军事奇迹、静默天眼遥望的宇宙星河、磅礴乌蒙尽揽的人间绝色,构建起贵州旅游新景观,又如耀眼的灯盏吸引游人驻足“赏光”。

交通的日益改善,带来源源不断的旅游流量。2020年以来,贵州围绕高铁沿线省份推出有针对性的高铁旅游、乡村旅游以及温泉旅游产品。省文旅厅、铜仁、安顺、黔东南以及铁路部门积极推动“旅游+高铁”项目,串联了黄果树、青岩古镇、西江千户苗寨、朱砂古镇、梵净山等贵州知名景区。

“贵州是飞起来的,这里没有地平线,所以说贵州是‘平’的。”去年7月,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原副主任、中国作协原全委蒋巍到贵州采风时这样感慨。对于走过大江南北的他来说,贵州永远是起伏连绵的青山与美丽的曲线。“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交通的便利,让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贵州百姓的幸福生活美好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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