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天翼

在重视农业安全的前提和全球重要农业遗产日渐消失的现代语境下，加强对贵州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赋能现代农业，有着重要价值意蕴。

贵州农业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华民族优秀农业遗产的宝库。贵州各民族创造了多彩绚烂、别具一格的山地农耕文化。从雷公山到月亮山，从黔北到黔中到黔南，各民族都普遍有梯田，以及在梯田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稻作农业智慧。在长期和自然相处的过程中，贵州各民族根据水田土质的肥沃情况、所处位置、产量高低，将稻田划分为高坡田、冷水田、坝子田、黄泥田、碎石田等。为了提高稻田的使用率，贵州各民族在种植水稻的同时，还普遍在田里养鱼、养鸭，形成了独特的稻鱼鸭系统。如此等等，构成了贵州多民族、山地型的农业文化遗产特色，构成并丰富了中华优秀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宝库。

贵州农业文化遗产可为应对现代农业潜在风险提供保障。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通过长期的观察实践，贵州各民族总结出了不同海拔的田种植不同水稻，也就有不同的籼稻和糯稻。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的相关研究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贵州相继开展了4次以水稻为主的粮油作物品种资源的补充征集工作，共征集到79个县市的地方水稻4490份、陆稻789份和禾类资源398份，共计5677份，其中包括一些传统珍稀品种，如从江把塘禾、平塘黑药糯、紫叶药糯和丹寨三颗寸等40余份，后来被鉴为供全国交流的优异种质。历史上，为解决自食和代盐的需要，贵州各民族普遍种植辣椒、西红柿、老青菜、玉米和马铃薯等地方作物，经过千百年的不断遗留和传承，也为今天的贵州保留了一批古老山地农作物品种。这些藏在贵州民间的农业古老品种，只要保护利用好，将来可以为我国构筑农业种业安全添砖加瓦。

贵州农业文化遗产可为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增添智慧。从农业生态智慧的角度，贵州农业文化遗产饱含着深邃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在对待农业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态度上，贵州各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根据不同的土地条件，贵州各族人民做到了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牧则牧，尽可能避免对自然的破坏。在雷公山地区，苗侗水各族人民根据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情形，依据水源流向、山形地貌，开辟出了层层梯田，其中的梯田分水系统细致缜密，既做到了保护自然，又兼顾了农业生产，其科学性合理性不亚于现代灌溉系统；在对农作物的虫害草害防治上，贵州各民族都有普遍加强田间管理、用烟叶泡水杀虫、养鸭鹅下田除草等民间防害智慧；在处理家畜粪便与农作物的关系上，黔东南苗族历史上盛行“人养猪牛—猪牛养田—田养人”循环生态农业体系。贵州这些朴素的农业生态智慧在当前注重生态文明构建的背景下，如果能进一步得到挖掘、整理与运用，一定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贡献出贵州智慧和贵州力量。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