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敖以深
新国发2号文件提出，“推动贵州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增强要素集聚能力，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增长极”，要求“加快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引导人口和经济合理分布，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乌江流域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贵州融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纽带，是贵州的重要城镇集聚带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乌江流域城镇发展和空间布局面临着优化调整与生态保护双重压力，应建立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模式，优化流域城镇空间布局，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培育乌江流域城镇带，增强区域发展要素集聚能力。乌江流域很早就有人类生息、繁衍，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活动也日渐增多，许多居民点逐步变为经济活动点，早期城镇逐步出现。明朝永乐年间贵州行省设立并驻地贵阳，贵阳日益发展成为贵州省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日益发展成为乌江流域最大城市。清末至民国年间，乌江流域对外联系扩大，新经济因素出现，城镇经济实力提升，流域城镇发展内生动力增强。新中国成立后，现代立体交通涌现和流域城镇快速发展，乌江流域城镇带和城市经济区建设加速推进，系列中小城镇和特色城镇快速发展，贵阳成为西南交通枢纽，形成以六盘水、毕节、安顺、贵阳、遵义、德江、思南、武隆、黔江、涪陵等为中心的流域城镇带，城镇发展要素聚集能力更强。
完善乌江流域城镇体系，丰富城镇经济区产业业态。乌江流域城镇发展形成了省会城市、市（区）驻地城市、县（区、市）驻地城镇、乡镇驻地城镇四级城镇体系，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以大带小、协同发展”的总体思路，优化城镇布局，促进沿江城市、城镇和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以沿江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依托，促进城镇群和城镇组团之间、城镇群和城镇组团内部的分工协作，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强化设施资源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坚持城市发展引擎乡村振兴，推动产城融合，引导人口集聚，形成区域联动、结构合理、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格局。靠近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等基础较好的中心城镇，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采矿业、旅游业，实施“乌江名镇”建设工程，合理安排重点城镇建设、农田保护、产业集聚、村庄分布，生态环境等空间布局。加强城区铁路站场、高速公路下线口、机场、港口连接通道，提高城镇地通达性和便利性，重点加强中心城区同城化各组团之间综合快速交通建设，完善城区道路系统，依托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坚持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丰富城镇产业业态，增强城镇人口吸纳力。
优化乌江流域城镇空间布局，构建区域性新型中心城市。乌江流域城镇空间布局形成综合型极核城市、区域型中心城市、区域型交通枢纽城市、区域型重要节点城市、流域重要港口城镇和若干中小城镇协同发展的城镇空间布局，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理念，遵循城镇化与工业化、绿色化有机结合的主线，以乌江航运和高速公路为纽带，形成为贵阳城镇组群、遵义城镇组群、安顺城镇组群、毕节城镇组群、渝东南城镇组群，以及织金-黔西、瓮安-福泉、德江-思南-印江等城镇组团发展。乌江上游的安顺城镇组群加快推进安顺、普定和平坝一体化建设。毕节城镇组群依托毕节市和大方县一体化、同城化发展，构建区域性中心城市。乌江中游的贵阳城镇组群，主要以贵阳中心城区以及观山湖、清镇、乌当、修文、息烽、开阳为空间布局范围。遵义城镇组群加快推进遵义市区和播州区同城化建设，大力建设南白、新蒲新区、遵义综合保税区。乌江中下游衔接地带，加快推进德江-思南-印江-沿河一体化进程，建设贵州融入长江经济带的桥头堡和区域型中心城市，乌江下游的渝东南城镇组群形成涪陵、武隆、黔江等区域型中心城市。
培育发展黔中城市群，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增长极。新时代乌江流域城市发展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和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形成了具有显著流域特征的喀斯特山地城市发展新模式，是贵州区域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是长江上游支流城市发展的缩影，是中国西部内陆封闭型河流区域城市发展路径的有效探索，是喀斯特地区山地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在坚持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中逐渐形成的新型城市发展典型。在流域城市现代化和现代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乌江流域的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正在向双赢模式转型演变。应深入推进乌江流域新型城镇化，培育发展黔中城市群，推进贵阳贵安深度融合，大力实施“强省会”行动，增强贵阳、遵义两大城市发展引擎作用，做大做强城市经济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着力构建流域城镇发展开放新格局，加快构建乌江流域区域性新型中心城市，解决流域城市空间分布极不平衡现象。切实发展港口城镇和优化空间关系，形成港口与城镇相互促进推动发展的机理。积极探索发展与生态双赢的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加快生态宜居城市建设，促进山地流域城镇现代化，形成流域综合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城镇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本文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19GZZD1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