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曹雯 王子琪

“玫瑰不叫玫瑰，但是它依然芳香如故。”

在4月26日举办的第七期文润黔山——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名家讲座上，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借用莎士比亚名句，直指贵州民族文化现象背后的逻辑。

作为中国当代文化批评与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张颐武长期关注贵州文化发展。近年来，贵州“村BA”“村超”火爆出圈，在张颐武看来，它们虽借用了NBA、英超等西方体育赛事的命名方式，但“名字是借鉴的，芳香是自家的”。

他认为贵州将苗族芦笙、侗族大歌、方言解说等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气息注入篮球、足球赛事，展示出浓郁的文化本质与生命力。这种不排斥外来形式，并将其消化改造、赋予本土灵魂的能力，在贵州的民族文化基因中由来已久。它不断推动贵州从曾经的地理边缘走向全球瞩目的文化“C位”。

“文化千岛”是贵州文化的适应性创新

贵州素有“文化千岛”的美誉。3项人类非遗，99项国家级非遗，757个传统村落，312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都是这片土地灿烂的文化遗产。

讲座中，张颐武指出，“文化千岛”是一个生动的学术概念：“岛”与“岛”之间通过水面相连，各有特色又交错共融。正所谓“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这种多元文化的特点，若仅归因于农业时代山高路远而保存得好，便是一种误解。在张颐武看来，贵州民族文化的真正特质并非被动的封闭保存，而是主动的适应性创新。

他回溯历史：贵州是人类远古文明的摇篮之一。旧石器时代的桐梓人、穿洞人，以及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证明这片土地并非文明边缘的荒僻之地。“这些远古足迹，点燃了贵州这片土地上人类文明的星星之火。”

同时，贵州的历史是一部“迁徙与融合”的文明史。每一次人口流动都不是简单的覆盖，而是多元共生。百越族群从东南沿海沿珠江水系逆流而上，带来稻作技术，创造梯田农业和干栏式建筑。苗瑶系统从黄河中下游辗转迁徙而来，将自身文化与本地生态融合。明代“调北征南”的数十万江淮军士就地屯田，把江南日常生活与军事防御结合，形成了保留至今的凤阳汉装和石头建筑的屯堡文化。

“贵州的民族文化不是封闭的，它们在最适合自己的文化生态下不断创造本土特色，努力汇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潮中。”张颐武说。

千岛汇聚，百川归海。基于深厚的文化基因，贵州近年来围绕自然珍宝、文化瑰宝“两个宝贝”，持续深入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四大文化工程”与旅游产业化“四大行动”，在保护中创新，在创新中转化。张颐武认为，这四大方向精准抓住了贵州文化的要义与核心——红色文化连接历史转折，阳明文化溯源儒学精神，民族文化彰显多彩底色，屯堡文化活态保存明代记忆——为文旅融合提供了清晰的抓手。

两座“桥”打通边缘到“C位”

“我小时候住在中央民族学院家属宿舍，邻居中有一位研究侗语的杨教授，我曾跟着学了几句侗语。”张颐武在讲座中回忆，“那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今天侗族文化、侗族大歌会通过移动互联网出现在离自己这么近的地方。”

这段个人记忆，恰好映照出贵州文化传播力的两次历史性跨越。

第一次跨越，靠的是物理之“桥”。美国学者王旦在《极速》一书中记录了他在贵州的见闻，感叹贵州的路桥网络是中国大规模发展的鲜明见证。今天，花江峡谷大桥成为世界第一高桥，并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26年“全球100个最佳去处”。评语写道：“纪录固然惊人，但它真正改变的是人们穿越群山的方式。”张颐武说：“桥是连接‘文化千岛’的最好路径，不仅是物理的通，也是精神文化的通。路桥一通，整个经济社会的形态就不一样了。”

第二次跨越，靠的是数字之“桥”。张颐武指出，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贵州民族文化传播的核心阵地。用户通过镜头记录分享美景、美食与民俗，让贵州故事触手可及。“村BA”因一则短视频火爆全网，这场无明星、无赞助的乡村赛事，凭借纯粹的快乐与乡土气息引发共鸣，被誉为“最接地气的篮球赛”。贵州绣娘、银匠等非遗手艺人通过直播展示技艺，不仅让传统焕发活力，还实现了居家就业与增收致富。

从过去学一句侗语要语言学家当面口授，到如今刷一下手机就能听到侗族大歌。张颐武感慨，路桥让人走进来，网桥让文化走出去，这两座“桥”合在一起，让贵州从曾经的地理边缘站上了世界瞩目的“C位”。

“村字号”的密码：把情绪价值拉满

“村BA”“村超”火到什么程度？张颐武说，《纽约时报》《金融时报》都报道过，“村超”还获得了中宣部的国际传播创新案例。但他追问的是：为什么是贵州？为什么是现在？

他引用莎士比亚的名句：“玫瑰不叫玫瑰，但是它依然芳香如故。”进而阐释道：“超”和“BA”都是西方符号，但最后都成为贵州本土文化。这种转化，根植于贵州“村字号”的草根性。

张颐武总结贵州“村字号”的几个核心特征。第一，群众主体性。赛事由村民自发组织、自我管理，政府仅提供服务保障。“群众既是参与者也是决策者，充满了真实的乡土活力。”第二，乡土文化与现代娱乐融合。中场休息时不是啦啦队，而是苗族芦笙、侗族大歌、民族盛装巡游。“把竞技和娱乐形成了乡村赛事不可替代的氛围。”第三，自下而上的传播。“村BA”“村超”不是政府包装出来的，是村民自己玩出来的，然后通过网络呈几何级数放大。

张颐武认为，“村字号”最深层的密码是情绪价值。他观察到，Z世代年轻人生活在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受相同的教育、过相似的生活、刷类似的短视频。“所以他们同中求异的精神需求特别强烈，要给自己的精神找到一个安居之所。”而贵州“村字号”正好提供了这种沉浸式的、把情绪价值拉满的体验。

在“村字号”的场域里，输赢并不重要，乡土狂欢给人带来归属感。贵州文旅发展到今天，卖的不是风景，是能够“让人落地”的快乐。

当世界在理解中国，贵州捧出文化芳香

讲座尾声的互动环节，一位听众站起来提问：站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贵州民族文化应如何定位才能更好走向世界？

张颐武先讲了一个现象：西方最近出现了一股“成为中国人”的潮流——学喝热水、练太极拳、看中国微短剧。他说，这不是偶然。“过去西方人从大理念、大叙事里理解中国，现在是从感受出发、从最基础的生活样态出发。”贵州文化正好踩在这个点上——它不是宏大叙事的，而是鲜活的、可体验的、能让人同频共振的。

他给出了三个层面的回答。第一，对抗文化同质化。在全球化浪潮下，贵州保存了原生的、活态的文化多样性。“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样本。费孝通先生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贵州之美就是世界多样性的一部分。”

第二，提供发展新范式。贵州没有走重工业、大资本的路，而是靠“轻量发展”带动整体跃升。通过文旅体融合、“非遗+”等发展人文经济学，“民族文化看起来是轻的，但它像盐一样，放进汤里，整个汤就鲜活了。”

第三，促进跨文化理解。当“村超”成为国际传播案例，苗绣登上米兰设计周，侗族大歌唱响国际舞台……“这些让不同国家的人真正理解中国。”

“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是鲁迅100多年前写下的文字。今天，贵州用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能力向世界证明，文化的价值不在于它叫什么、来自哪里，而在于它能否在当下的生活中散发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