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姚曼 实习生 熊天翔

“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这是作家巴金抗战期间写下的铿锵文字。

在14年的抗战历程中，中国抗战大后方的贵州，成为前线的坚强后盾，更是保存文化火种、守护文化根脉之地。既是文物和古籍的庇护所，也是浙江大学等西迁高校学术研究与创新的摇篮。

全国大批文化名家云集于此。他们以文艺的方式，为抗战讴歌、呐喊，揭露和痛斥日本侵略者，浓墨重彩地描绘和表现中华民族的战斗与不屈。贵州各族儿女投身抗战洪流，各种抗战组织纷纷成立，高举文化抗战大旗，以多种形式发动群众，宣传统一战线，共御外敌。此时的贵州，教育机构增多、文化精英汇集、学术氛围浓厚、抗战文艺活跃，成为文艺抗战重要阵地，贵阳还成为战时全国几大文化中心之一。

弦歌不辍

抗战期间作为大后方的贵州，成为文化教育迁徙的庇护所，大批学校、企业、机构西迁贵阳。由于沦陷区扩大，大量难民涌入贵州，贵阳市内人口由10余万猛增至30余万。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廷秋说：“有浙江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及部分军事院校等20来所高校及一些中学迁入贵州，加上一些文化机构、新闻出版机构等的迁入，形成文化西迁浪潮。提升了贵州社会整体文化教育水准，为推动贵州社会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抗战的艰难时期，贵州社会各界腾公房、迁祠堂、搬民房、划拨土地，热情接纳了20来所高校，给经过颠沛流离的师生提供了一个少有敌机骚扰、能安定从事教学和工作的环境，也体现了贵州对人才、教育事业以及中华文脉的珍视与保护。竺可桢、茅以升、张孝骞等一批堪称国宝的专家学者也随之而来，师生们在此度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潜心钻研治学，不仅保存了教育火种，还融入当地，取得不少学术成果。

北京大学原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在接受本报记者关于抗战时期高校西迁的采访时说：“漫天烽火中，中国大学大规模西迁，大部分教授响应号召，随大学辗转迁徙，且一路弦歌，其精神与气象，值得后人永远追怀与记忆。战时高校西迁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1943年2月，浙江大学部分教师在教学之余，在湄潭成立了“湄江吟社”。社员有数学系主任苏步青、数学系教授钱宝琮、教育学家江问渔、中文系教授祝廉先、胡哲敷，农学院教授刘淦芝等共9人。结社宗旨为“公余小集，陶冶性情”“留一段文字因缘，藉为他日雪泥之证”。吟社定期雅集，每期指定选题，或思念故乡，或记录生活，或描绘美景，或表达科研成功的喜悦，体现了国家危亡时老师们的坚定信念和家国情怀以及乐观精神。

浙江大学师生创办了黑白文艺社、拓荒社、新潮社等新文学社团，积极开展各种文艺活动与当地人民交流。大夏大学的墙报《天公报》每周一期，内容丰富，文笔犀利。每次刊出，全校师生争相阅读。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组织话剧演出，其中《血溅九一八》《塞上风云》等剧目真实感人，广受好评。

以高校西迁为代表的文化西迁，打破了贵州的沉寂。带来新的风气和新的观念，贵州的本土文化则以包容和学习的姿态与之交融，催生了抗战时期贵州教育、出版、艺术等长足发展，这是中华文脉历经磨难仍赓续不绝的样本，贵州从“边地”成为文化抗战的重镇。

文艺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中共贵州地下党加强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重建的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充分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有利形势，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贵阳地下党组织通过所领导的筑光音乐会、沙驼话剧社以及合群体育会艺术部开展音乐界和话剧界的抗日救亡活动，还举办抗日书画展、千人大合唱等。《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游击队员之歌》《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在贵阳几乎家喻户晓。《放下你的鞭子》《送郎出征》《打东洋》《有力出力》等抗日话剧也拥有大批观众。

西迁贵州的高等院校师生满怀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他们采取多种形式，如开展义卖活动支援抗日将士，在街头演出活报剧、小演唱，宣传抗日救国。

文化星火播撒贵州，一支支文化生力军在这里集结。一大批知名学者、文化名人从四面八方云集贵州，用艺术开辟第二战场，以笔墨重建精神家园，在硝烟中筑起了一座“没有围墙的文化堡垒”。

剧作家田汉先后在贵阳、都匀排演他的抗战新戏《江汉渔歌》《新燕门关》等，还上台表演了剧作家吴祖光的新作《少年游》，引起强烈反响。在他的影响下，贵阳川剧天曲社排演了新编时事川剧《乞儿救国》，京剧厉家班在贵阳演出了具有抗日救亡思想的《戚继光抗倭记》等新编历史京剧。1945年春，田汉和熊佛西在贵阳主持举办了抗战戏剧展览会，是当时戏剧界的一大盛事。

1938年1月，蹇先艾、谢六逸、张梦麟、李青崖等知名文化人组成每周文艺社，创办《每周文艺副刊》，发表抗战文学。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时常介绍苏联文艺书刊、放映苏联电影，举办图片展览活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负责编辑《中央日报》（贵阳版）的副刊《前路》和《贵州日报》副刊《革命军》，还自办杂志，发表抗战文艺作品。

据史料记载，抗战期间先后来黔的文化人士达数百人之多，有茅盾、巴金、闻一多、陈伯吹、端木蕻良、艾芜等著名作家，田汉、熊佛西等著名剧作家，蔡楚生、郑君里、蝴蝶等著名电影导演和演员，马思聪、吴晓邦、戴爱莲等著名音乐家和舞蹈家。他们或潜心文学创作，或从事艺术创作，或忙于戏剧演出，各类文艺活动直接推动战时贵州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文化重镇

抗战时期，随着新闻机构、文化名人的到来，贵州报业也因之而蓬勃发展。

1938年后，湖北武汉的《武汉日报》、湖南的《力报》《大刚报》和南京的《朝报》等其他省份的报纸陆续迁来贵阳出版发行。贵阳也陆续办起了《贵州日报》《贵州商报》《力行报》等多家报纸。《新华日报》在贵阳也设有分销处。据统计，抗战时期贵阳出版发行过的报纸总数在25种以上。

中华书局、商务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等出版机构在贵阳均设有分局和书店，贵阳文通书局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建立了全国一流的编辑所，编委会由张奚若、冯友兰、茅以升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组成。

由于集结了一大批成就斐然、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文化名人。贵阳与重庆、昆明等一同被视为抗战时的文化中心。

贵阳对于作家巴金来说，是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地方。1944年5月，他和相爱多年的萧珊来到贵阳，在“花溪小憩”（今花溪公园东舍）结婚，这是一个静心写作的理想场所。白天静谧，夜晚更是沉静如水。在这里，巴金创作中篇小说《憩园》。他后来回忆道：“当时我正在壮年，每天伏案十小时以上，并不感到文思枯竭。在‘小憩’的短短几天中我的确写得不少。”

小说《第四病室》，是巴金根据他在贵阳中央医院治疗鼻子的经历创作的，他曾将《第四病室·前记》寄到蹇先艾主编的《贵州日报》副刊“新垒”上发表，引起关注。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长、《贵州文库》副总纂王尧礼介绍，“贵州地处西南几省的中心，是交通枢纽。抗战时期，流寓贵州和取道贵州前往他省的名人很多，丰子恺、叶浅予、徐悲鸿、厐薰琹、关山月、黄尧、董希文皆是，他们在流离播迁中，仍不忘用画笔记下了自己的所历所见”。在他辑录的《抗战贵州图录》一书中，收录有抗战期间来到贵州的外省画家的贵州题材画作约300幅。

以牛鼻子漫画闻名的黄尧，将贵阳街头所见创作了100幅漫画，每幅漫画下还题有一句图解诗，图文展现贵阳社会风貌。王尧礼说，在黄尧之前，没有人对贵阳作如此全面的描绘。

抗战文化，是历史留给贵州的一笔文化财富。抗战时期艺术家们创作的经典作品和作出的贡献影响深远。谢廷秋谈到，“我们要充分挖掘贵州抗战历史，保护贵州抗战文化。既要珍惜，更要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