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巍

背条大路回家乡

拨开爽爽的阳光和风，穿过一排排错落的吊脚楼，蓝天和云朵都在眼前飞舞起来——那是晾晒在长竹竿上的一条条丈长蜡染布，把铺在半坡上的村寨染成了一幅迷离的山水画。路过一间有竹廊的农家乐，只听吱嘎一响，古香古色的木格窗被推开，一位头披蓝帕、颈戴银圈的姑娘探头冲我一笑，我便看见——多彩贵州。

数十年走遍全国各地，贵州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

贵州，开门见山，17.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大多是望不尽的山连山。贵州人的语汇中没有“平原”，只有“平坝”——足见那一块块小小的田亩是怎样的狭促。民间广泛流传一个段子，说改革之初搞承包，一户人家分得13块田，女儿帮着父亲数田：怎么只有12块呢？父亲说，那块在你草帽下扣着呢！

呜呼，过去千百年，贵州山水虽美，人们却被封闭在大山里，贫困也被封闭在大山里。两间杈杈房、几袋苞谷粒、一口破铁锅，就是生活的全部。早年，在赫章县海雀村的一个夜晚，一堆篝火的旁边，我曾听苗族姑娘荞花唱过这样一首山歌：“苞谷没有巴掌长，种下一筐收一箩。扯上三尺遮羞布，脚板要当石板磨。”村子在高高的半坡上，山路都在石缝里，耕地没有石头多。那会儿，荞花的承包田已经被重新分配了，老支书、彝族汉子文朝荣把自家的田分给她一块。

农家无田，何来饱暖？脚下没路，何以致富？原地不动，一棵老树！

路，是文明的血脉、梦想的翅膀、人生的半径。

路桥史就是贵州的现代史，写满了血拼人生的故事。

抗战期间，数万民工修筑了名闻于世的晴隆县“二十四拐”，这条路由此成为中国接受国际援助、通往南亚反法西斯战场的生命线。多少民工在此摔得粉身碎骨，长眠青山；多少车辆被炸得碎片横飞，有去无回。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修路架桥，贵州人把壮志豪情刻到山壁上：

筑路意志坚，扛起大道上青天，

踏碎了云朵，踢倒了山尖，

不管车马来得快，总在我后边！

但限于那时国家百废待兴，人民普遍贫穷，崎岖的山路像一圈圈绳索，紧紧捆住了贵州的漫漫岁月。海雀村老支书文朝荣生前领着村民开路种树几十年，被评为“时代楷模”，去世后留下一双磨不破的“鞋”，那是用刀切割下来的两段轮胎，再穿孔系绳，现在摆放在村纪念馆里。

改革开放后，织金县鸡坡村的青年农民杨文学带上妻子一起到贵阳当“背篓”，攒下13万元，原准备回家盖一栋新房，父母说，你给乡亲们修一条出山的路吧。路修了一半，钱花光了，杨文学坐在路口放声大哭。老父亲吼道，哭有什么用？再去打工，回家修路！第二天，杨文学领着十几个“背篓”又出发了。数年后，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出山路修通了，当地媒体为此发出一篇报道，叫《背条大路回家乡》，不久又上了央视，从此杨文学名声大噪。后来我从贵阳的茫茫人海中把他捞了出来，他得意地说，现在我出门办事特别顺，大家都热心帮我，因为人人知道我的名字。

在贵州，人生没有行走，只有登攀

有路才有希望，有路才有未来。

邓迎香，罗甸县姑娘，因为自由恋爱，被父亲一棍子打到山窝窝里的麻怀村。山寨距县城40多公里，四周全是犬牙交错的悬崖峭壁，没路也没电，因为电线杆子运不进来。三个月大的儿子和丈夫先后死在去县医院的山路上，邓迎香哭疯了，只身一人带上锤子钢钎上了山，铁了心要为全村开条出山路。被感动的乡亲们跟上来了，历时两年，大山终于贯通，但那只是一个供人弯腰钻来钻去的山洞。新婚的女儿回家省亲，和新郎几乎是从洞里爬过来的，望着浑身泥水的一对新人，两鬓花白的邓迎香再次带领村民进了山，又苦干了二百多天。剪彩那天，解放牌大卡车呼呼隆隆穿过隧道，洞口挂着一幅大红标语：“一等二靠三落空，一想二干三成功！”

活在贵州，山里人的人生千回百转，命运经历磨难。活在贵州，就得顶天立地英雄一场，让石头开花，让大路通天。

遵义市草王坝村，无路无水缺田。每逢下雨，村民都把瓦罐盆碗和衣服鞋子摆在地上，用以汲水存用。村支书黄大发乳名“石头娃”，从小父母双亡，是村民东家一碗西家一碗养活了他。1963年，黄大发当了生产队长，下决心领着全体村民开一条渠，绕过三座大山引水入村。整整苦干了13年，结果因坡度太小、水量太少而失败。1992年，年近六旬的黄大发不死心，再度领着200多村民上了山，把身子吊在绝壁上开路凿渠，白天干活，夜宿山洞。3年后，这条“大发渠”绕过160多里的绝命崖，一湾清水欢笑着冲进草王坝村，从此乡亲们吃上了白米饭。

2010年，苗族汉子姜仕坤出任国家级贫困县晴隆县县长，后任县委书记。看到当地石多草多，他大力号召群众种草养羊，粪多了，草密了，山绿了，一条条道路开通了，一座座新村建成了，姜仕坤成了全县闻名的“羊司令”。2016年4月，过度劳累的姜仕坤猝然倒在工作岗位上，年仅46岁。因为白天太忙，他和上大学的女儿约定每天晚上10点55分通话，但那天，女儿等到的电话却是父亲的噩耗……

余留芬，20来岁时嫁到盘州市淤泥乡岩博村。这是五六个少数民族杂居的山寨，地处乌蒙山夹缝，海拔近2000米，无水无电无路。村民要下山，除了往下滑就是往下摔。她问一位老奶奶，为什么起了淤泥乡这个名字？老人家说，这是彝语，意思是“鱼米之乡”，余留芬笑得差点背过去。那年按当地习俗，村民要祭拜山神，可连只鸡都买不起，一帮老少爷们只好呼呼啦啦下了山，拦车要“过路费”。余留芬气得冲到路口大叫：“你们太丢人了！”这一嗓子喊来了乡党委书记，点名让她当村委会主任，结果第一次开村民大会就被轰下台。余留芬躲在家里哭了3天不见人，再出来变成铁打的女汉子，要领着大家修一条出山路。乡亲们叫着反对，说谁敢动我家祖坟就拼命！余留芬有文化，脑子就是快，说你家祖坟“头冲绝路崖，穷死也不怪！”一句话解开了千年难，一条致富路和一条丰产渠通进三个村。

所有的道路都是大山的渴盼，所有的血汗都是幸福的源泉。贵州要变平，只有一条路：撸起袖子加油干！

金丝带，把十万大山系起来

贵州的路桥史，也是贵州的当代史。

党的十八大，发出了脱贫攻坚奔小康的伟大呼唤，贵州人民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于是，一支支“基建狂魔”大军扑向高山深谷、偏乡僻壤，掀起了重整山河的决战。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条条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像金丝带，把十万大山连起来。水电线路、通信光缆、物流基地遍地开花；大数据和新技术像一条条纤绳，拉动“贵州速度”加速再加速，GDP连续多年跃居全国前三甲。贵州先后推出“铁路建设大会战实施方案”“高速公路十年建设规划”“水运建设和农村公路建设三年会战”“高速公路建设1万里攻坚战”“农村组组通公路三年大决战”等系列组合拳。他们就像以天地为背景的魔术师，用手一抹，横亘着千山万水的贵州就变平了，实现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于是我们看到，毕节的大白萝卜远销迪拜，安龙县的食用菌直销日本，江口县的“梵净抹茶”走向海外，遵义大棚的各类蔬菜源源不断运往上海、成都……

广大扶贫干部走向千村万寨的“最后一公里”，就这样成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最先一公里”。在铜仁，党政机关招待搬迁移民大会餐，一位住进新楼的农妇对我说：“没想到幸福生活来得这样快！”

用雄心和汗水铺垫的8万多公里硬化通村路，意味着这条金丝带可以绕地球两圈。

如今，贵州已建有3万多座雄伟壮观、千姿百态的桥梁。目前世界最高的北盘江大桥全长1341.4米，总重量近3万吨，桥面距江面565米，足有200层楼高，许多独创技术填补了世界建桥史的空白。2018年，北盘江大桥以无可争议的险峻地势、巨大的造型规制和高超的技术含量，获得第三十五届国际桥梁大会颁发的“古斯塔夫斯奖”——相当于世界桥梁界的诺贝尔奖。

目前，世界排名前100座大桥，有90多座在中国，近一半在贵州，世界排名前10座有4座在贵州。而那些特意保留下来的古老的绳桥、独木桥、石条桥、铁索桥，还有各族青年谈情说爱的风雨桥，都成了贵州大风景里的小风景，流连着万种风情一脉乡愁。

呵，崇山峻岭之上，云蒸霞蔚之中，新时代的贵州用千百万双大手，托起一个纵横天地、风驰电掣的贵州。

“云上贵州”按下了快进键，过去已去，未来已来！

名家档案

蒋巍：中国作协创研部原副主任，出版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散文集、剧本30余部，先后获全国第二、三、四届优秀报告文学奖，长篇纪实文学《丛飞震撼》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之盾》获金盾文学奖，《国家温度》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