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谢六逸家在贵阳圆通街，这是如今贵阳老城区烟火味很浓的一条街。一个多世纪前，谢六逸从这条街走向人生的广阔天地——1919年留学日本，毕业后到上海。从商务印书馆到复旦大学，从主编各种文学刊物到创办复旦大学新闻系，从译介外国文学到著书立说……在上海的10多年，成为他一生中成就最为丰厚的年代。对谢六逸47年的人生来说，上海几乎就是他的另一个故乡。

抗战开始之后，谢六逸携家眷回到贵阳。上海和贵州，谢六逸与这两地之间的渊源，可以从两位贵州同乡的记述中找到具体生动又充满感情的线索。

一位是贵州文学前辈蹇先艾。在20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谢六逸年谱》的序言中，蹇先艾写道：“六逸在上海复旦大学创办新闻系，与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南北媲美，培养了不少这方面的人才。他还主编过《立报》的《言林》副刊，提倡写短小精练、见解卓越、富有文采的杂文，针砭时弊，卓有成效。茅盾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夸奖这个副刊玲珑多样，轻松而精悍，有它独特的风格。他也编过《文学》旬刊。”

谢六逸长蹇先艾8岁。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两人分别从上海和北京回到贵阳。1937年冬天，他们在贵阳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蹇先艾在文中回忆在贵阳见到的谢六逸：“他每隔一两天，总要到上海迁来的大夏大学去上课。我住的那条街是他的必经之路。他的身材高大，挟着一个大皮包，有时坐人力车，有时步行，人家一望而知他是一位大学教授。有时下课较早，他照例要到我家来坐坐，共话诗文，或者同到内院李独清家去翻阅他收藏的那些古书珍本，共同欣赏。”

1938年，谢六逸发起，蹇先艾、齐同、李青崖、张梦麟、刘熏宇等在《贵州晨报》创办《每周文艺》；1941年，他们又在贵阳成立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贵州分会号召贵州广大文艺工作者拿起笔来，参加战斗。1942年谢六逸在贵阳兼任贵阳文通书局副总编辑，创办文通书局编辑所，聘请苏步青、竺可桢、白寿彝等各界名流担任编审委员，出版百余部高水平书籍，使贵州出版业达到新高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谢六逸逝世。半个世纪之后，贵州一位名叫秋阳的作家写了一本《谢六逸评传》。为了搜集资料，他在1994年春天来到上海。他见到了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谢六逸的学生，听说要为先生作传，无不就其所知当面见告，或者提供线索，协助查访。这次见面的聊天也带给秋阳很多新鲜素材。

秋阳还去上海辞书出版社查找了民国时期的报刊，这个出版社的前身就是中华书局。他查到了谢六逸主编的《立报》副刊《言林》，以及1937年应胡愈之邀主编的进步刊物《国民周刊》。“令人惊喜的是在报纸上奇迹般地发现了‘天窗’。不仅新闻版有，副刊版也有，而且不止一处……这是谢六逸和他的报业同仁们反抗国民党当局扼杀言论自由所留下的光辉一页，太珍贵了。”秋阳在书中写道。

著名作家茅盾写过一篇《忆谢六逸兄》的文章，文中回忆了他和谢六逸在郑振铎家的第一次见面，那时谢六逸刚从日本到上海，郑振铎正在设法留他在上海住下。“六逸留下来了，而且一住10多年，直到抗战为止。这10多年中，六逸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做过‘无名英雄’，也教过书，编过刊物，最后几年则在复旦大学。当他还在‘商务’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机会多，我们给他上个尊号：‘贵州督军’。尊号何以必称‘督军’，但凡见过六逸而领略到他那沉着庄严的仪表的，总该可以索解……”

茅盾和谢六逸在上海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卢沟桥事变那一年的上半年。当时谢六逸主编的《国民周报》发刊，该刊物以“无奇不有”为编辑方针，密切关注现实，宣传抗战救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茅盾在文中回忆：“也许现在很少人记得这刊物了，但在那时的低气压中，这‘无奇不有’的刊物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应当记得，这刊物之出现，正在《新生》《永生》连续被禁，爱国有罪的时期。以广泛的读者阶层为对象的进步的综合性的刊物，在当时成为迫切的需要。”而“无奇不有”一词的提出，正是在那次聚会上：“那一个可纪念的晚上，大概是在饭店弄堂的一家小馆子，用‘无奇不有’这四个字来形象了这刊物的‘以广泛读者阶层’为争取对象的，是六逸兄的隽语。那时叫了几样下酒的菜，其中一样是海瓜子，也是六逸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