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车出行，已成为当今社会人们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川流不息，构成今日都市繁华生活景象之一。
追溯到汉代，贵州的先民有车坐吗？是啥样呢？
《人文山水 时光峰峦——多彩贵州历史文化展》正在贵州省博物馆展出，从黔西南兴仁和兴义分别出土的东汉铜车马，首次联袂亮相，隔空对望，成为展览上一大亮点和观众的打卡热点。
日前，记者采访了对此很有研究的黔西南州博物馆馆长龙虎，一探两驾东汉铜车马。
龙虎告诉记者，兴仁交乐6号墓出土的东汉铜车马（轺车），以其体量之大，冠绝全省，可以说是贵州的“青铜之冠”，也是目前国内发现比较罕见的汉代大型铜车马。出土于兴义万屯8号墓的东汉铜车马（辎车），是迄今为止国内汉墓出土车马文物里最精美完整的一件。辎车的文创产品，已经多次作为外交礼品出现在外事活动中，去到了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贵州东汉铜车马的出土，对追寻探究两汉时期中原文化与夜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及考古研究价值。
铜车马工艺精湛
两辆东汉铜车马，一辆为辎车，一辆为轺车，都为国家一级文物。东汉铜车马（辎车）出土于兴义万屯8号墓，此前陈列于贵州省博物馆。与辎车相望的东汉铜车马（轺车），1987年在兴仁交乐6号墓出土，此前陈列于黔西南州博物馆。
辎车由一车一马两大部件构成，总长112厘米，通高88厘米。“这辆铜车马标志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亮点，就是拱券形的车厢。”黔西南州博物馆馆长龙虎介绍道，辎车厢下部为竖长方形，厢底部四周框以轸，底外部还使用纵横铜条装饰成方框纹，厢内底则用铜箔铺垫，测量厚度仅为1毫米左右，工艺相当考究。“据考古发掘报告，出土时车厢上还覆盖有一些丝织品的残存物，可知原车使用了车帘、帷幔等，对车厢进行遮挡。根据推断，这类车多为汉代官员女性家眷乘坐。”
展馆内，与辎车相望的轺车总长180厘米，最高处为马头，通高116厘米。最宽处为车厢，通宽118厘米。“关于这种铜车马的车型，目前学界多数认为是一般官吏乘坐的‘轺车’，即通常只用一匹马拉，比较轻便和便捷的一种马车，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今天的公务用车。”龙虎说，这种车除轻便跑得快，最大的特点就是车厢四面敞露，可以四处遥望，这个“遥”，就是“轺车”的“轺”。
《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贾人不得乘车马”。龙虎介绍道，黔西南出土的轺车和辎车，工艺精湛。当时的轺车通常为官员出行使用，辎车通常为官员女眷使用，“东汉车马制度等级森严，如果是老百姓的话，就只能步行或者坐驴车了。”
乘车礼仪繁多
轺车工艺精湛，细节处可见一斑。在轺车的下方，可以看到，两个凸腹柱状的车毂。“这两个车毂，既是固定车轮的重要工具，也与乘车出行礼仪相关。”龙虎介绍道，“所谓‘顾不过毂’，意即乘车时目光至少不能越过车轮外侧的车毂。”
汉代官员及其家眷乘车出行有着一系列规定。汉代政论家贾谊在其文著汇集《新书·容经》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坐乘以经坐之容，手抚式，视五旅，欲无顾，顾不过毂”，又说“立乘以经立之容，右持绥而左臂诎，存剑之纬”。
“一般官吏乘‘轺车’，分坐姿和站姿两种。”龙虎解释道，简单地说，坐起乘车就要坐有坐样，正襟危坐，双手扶着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目光向前，不要四顾张望。即便偶尔回头张望，眼光也不能越过车轮外侧的车毂。站起坐车就要英姿挺拔，同样不能东张西望。右手要握着车绥，左手则要屈臂抚剑。
龙虎介绍道：“车绥就是伞盖垂下或拴在车厢上类似吊绳的东西，感觉官员们站起坐车要保持平衡比较困难，毕竟柔软的车绥比起坚硬的车轼，受力要差很多。”
除了对乘车者有规定，对驾车者也有一定要求。
贵州兴仁交乐14号墓和19号墓同样各出土一尊东汉时期的驾车铜俑，均为标准的跽坐，俑头戴冠，着阔袖长袍。与其他俑最大的区别在双手，铜俑的双臂贴于胸前，手腕向前平伸，双拳作握辔状。“两俑的原始位置猜测应该位于铜马其后的车舆，也就是坐在车厢上。”龙虎介绍道，“感觉车上的‘御者’并不霸道威风，尽管留有胡须，但整体形象弯眉大眼，神态清秀。”
“一个熟练的车夫，要能够使用‘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五种高超的驾驶技巧。”龙虎解释道，这是要求驾车者驾车要平稳，在路况糟糕的沟渠边也能自如驾驶。驾车朝拜君王，要气宇轩昂保持礼仪，车子经过复杂的交通路口，也要自如驱驰，宛如舞蹈。驱车打猎要能够把猛兽拦在一边，方便猎杀。
体现对外交流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一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写尽了唐代诗仙李白对好友被贬的牵挂，也从侧面道出了他心中对当时夜郎的看法：偏远。
但事实上，秦汉时期的夜郎地处四川盆地通往两广的交通节点，往来车辆畅行。铜车马遥望的远方，连接着遥远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让当时的贵州与中原文化发生了广泛的交流。
“目前，在广西合浦，也发现了这种大型车马器。”龙虎说，这是贵州的先民把自己的视野扩展到外界的实物遗迹。
此外，据《史记》记载，“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黔西南州博物馆里展出的兴义出土汉代官印，侧面也证实了这一历史。“贵州中西部和滇黔桂交界发掘先秦两汉时期文物500余件（套），这些文物作为西南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龙虎说。
乘着轻便的车马，贵州的汉代先民们不仅走出贵州，与各个地区展开交流，还将贵州的青铜技艺等带到了域外。“中南半岛越南河内，也发现贵州黔西南普安铜鼓山遗址生产的一字格青铜剑，说明秦汉时期，贵州与国外也有了交流。”龙虎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