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中国作协组织的2023“中国一日·走近中华文明”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在全国开展，作为入选的40名作家之一，我省作家肖江虹7月18日走进黔西南州进行采风创作。

作品是作家的一面镜子，从他近几年的作品中察觉到，肖江虹正在改变。

最直观的改变是他书写场景和对象的变化。过去，从拍成电影并被推上话题热点的《百鸟朝凤》，到让他一举拿下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傩面》以及同属“民俗三部曲”的《蛊镇》《悬棺》等，其中的唢呐、傩戏、悬棺葬仪等元素，无一不在突出鲜明的传统民俗，探讨的主题也大多围绕农村、都市、自然、生命等之间的纠缠而展开。过去许多年中，人们在谈论肖江虹时，所围绕的主题也大多以民俗、地域性写作等为主。

但在2020年，《美学原理》在《十月》亮相之后，肖江虹的风格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此后几年，《南方口音》《苔藓》《九三年》等作品陆续问世，肖江虹的笔尖指向了城市生活，笔下的人物也与过往不同，有大学教授，也有来自农村的护工；有写字楼里的白领，也有四处奔波的外卖小哥；有从城市来的建筑工人，也有乡镇里的小学校长和教师子弟……

肖江虹笔下的人生百态呈现出更多元的世界，细细品读却又能感受到共同的内核。这些变化的根源来自何处？他在追求怎样的表达？想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人物名片

肖江虹，贵州修文人，在《当代》《收获》《人民文学》《天涯》《山花》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200余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小说月报》等选载。中国作协会员，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贵州省政府文艺奖等。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实习生 农武笑

小心翼翼地扩大写作版图

在《苔藓》的开篇，肖江虹用一碗肠旺面就勾勒出地道贵阳人的生活习惯。爽口弹牙的面条、新鲜的血旺和大肠，以及那如点睛之笔的几滴香醋，这些细节只有长年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人才能掌握。

肖江虹是修文县人，但在贵阳市区已生活了20多年。或许，在许多人看来，对一个城市如此熟悉，书写起来必定得心应手，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写作疆域从农村扩大到城市，肖江虹表现得小心翼翼，用他的话来说，“一名作家是不会盲目地把自己的写作地域进行扩充的。”

数十年的城市生活，乍看是日复一日、细水长流，没有小说中那么多曲折离奇的情节，“城市的生活节奏高度同质化，很多细节容易被忽略，所以必须向更深处去挖掘生活的真相。”在创作《美学原理》之前，肖江虹对于书写城市一直没有什么“感觉”，他打了个比喻，“如果你和一个人擦肩而过，或许可以用500字描述他。如果和这个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反倒不知该如何写了。只有相处得更久，互相了解更深入，又能写上一两千字。”

“日常最难书写。”在很多场合，肖江虹都曾这么说过。他也说：“只有对一个城市有了感情，你才有写它的欲望。”

《美学原理》就是来源于他在贵阳生活数十年里的日常。

肖江虹发现，相比而言理论是灰色的，唯有生活才是鲜活可感的。“研究美学的学者，往往是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提炼、打捞出一套美学的概念。而作家则需要用日常生活来表现出美学的涵义。”肖江虹说，他发现研究美学的可爱之处是把美学生活化，那些所谓的美学概念最终都要落到生活上。

肖江虹在生活中发现了闪光的素材，《美学原理》也由此诞生。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和肖江虹过去笔下的人物都不同。作品中的人物有身患绝症的美学教授陈公望，也有快人快语的劳动妇女王玉芬，还有另一位常来看望陈公望、关心其美学书稿的教授路品源，以及存在于陈公望回忆中的女知青涂安妮，知识分子的爱情回忆和当下的现实关怀交织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互拉扯的复杂性。评论家孟繁华曾撰文评论《美学原理》：“小说用形象的方式表达了两种不同的美学观。”他认为，这是“原理的美学”与“生活美学”不经意间的博弈。

而《美学原理》的创作过程对肖江虹来说并不容易。这是一次“智性写作”的尝试，是一种思想、理性、知识等充满智性向度的叙事形态。“美学”是这篇小说的重要元素，作品中也有一段对黑格尔美学的阅读感受，而为了这段话的表述，肖江虹在开始写作之前又将黑格尔的三卷《美学》翻出来重读了一遍。“不然我会感到心虚。”肖江虹说。

认知随着写作迈向新高度

《美学原理》的转型尝试引发了文学界的关注，这部作品也获得了第17届十月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此后几年里，肖江虹陆续有《南方口音》《苔藓》等作品发表，直到今年又在《天涯》推出《九三年》。

近几年创作的几件作品，几乎见不到过去贯穿小说始终的民俗元素，在行文风格上也在悄然转换。

《百鸟朝凤》可看作是肖江虹的成名作，但现在的肖江虹再重看这部作品时，他表示“可能会起鸡皮疙瘩”。肖江虹说：“有时候看自己之前作品里的认知，会发现其实是很不成熟的。比如说我连续写的《蛊镇》《悬棺》《傩面》三部民俗小说，每一部的认知都要比前一部的更往前迈。”即使只往前迈了一点点，难度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这需要作者在思想上不断积累，一点点站上新的高度。

在过去的许多作品中，人们解读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对立，以及人们在现代文明下的挤压和扭曲。但随着这些年的经历和成长，肖江虹看世界的角度也产生了变化，他看到了“消逝的终会消逝”，看到了“人类终归是要迎着时代往前赶”。他说，“当我的认知随着写作到达现在的高度时，自然就会发现之前的对立其实是无意义的。”

这便能够理解肖江虹近几年来作品所呈现出的改变。或许，读者在肖江虹过去的部分作品中，能看到一些隐晦的作者观点表达，但这样的内容在最近的作品中也不多见了。他甚至连比喻都用得不那么频繁。“我更多只是一个陈述者，把那看到的部分叙述出来而已。”谈到近期写短篇的心得，肖江虹说，和事物的本质相比，任何花样百出的修辞都是孱弱的。

众所周知，在小说这个体裁中，短篇小说的文本是很难操作的。擅长中短篇小说的肖江虹感受亦如是。他将短篇小说的写作比作“跳水”。跳水运动必须要起跳高度足够高，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完成入水动作，写短篇小说的高度则是作品的哲学高度和美学高度。而在肖江虹看来，一部短篇小说至少要有三四个精准而有效的细节，才能充分凸显人物的形象，让读者能一眼就记住。

与人物对话 与生活和解

在《百鸟朝凤》影视化后，肖江虹也开始对影视行业有所涉猎，“民俗三部曲”中的《傩面》也被改编为电影。从当下的文学与影视发展生态来看，经典作品影视化已成趋势，被搬上大小荧屏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不过，肖江虹对于文学文本与影视之间的关系仍十分冷静且谨慎。

“文学是一个作品，遵循的是艺术自身的规律；而影视剧更多是一种商品，更多遵循市场规律。”肖江虹说，虽然《百鸟朝凤》《傩面》改编成了纯文学剧本，但这仍属于艺术范畴内的影视作品，只不过是在改变传播媒介的情况下，尽可能避免商品属性对其损害，因为，它更多考虑的是作品本身的完成度而非票房等因素。在肖江虹看来，无论是小说作者，还是影视剧的编剧、导演，他们都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至少在叙事伦理以及对人的基本态度上，都是不应该出现问题的。

鲜活的人物是肖江虹作品中最令人过目难忘的。而塑造这些人物，他也有自己的技巧。

肖江虹在创作一个人物之前，早已在脑海中与这个人物成为“故交”。《傩面》中的颜素容，性格泼辣，擅长“怼”人，还有一点神秘，而这些鲜明的特征和悬念就是肖江虹在构思这个人物时在脑海中与她对话的结果。肖江虹说，曾有人问他，颜素容以前在城里是干什么的？他只能老实地回答：“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最早认识她，就是从她回村那天开始的。”肖江虹为了更了解这个人物，常常在水井边等地方与她对话，更会用言语刺激她薄弱之处，激发她“怼”人的潜能。当然，这些场景都是在肖江虹的脑海中涌现的。

从作家的文字，能看到作家本人的品格。肖江虹说：“一部作品里或许能够隐藏这名作家的品格，但许多作品连缀起来，源自内心深处的东西是不可能装出来的。它就像一条河流，只有内心水草丰茂，才能够滋养河两岸的花草和动物。”肖江虹认为，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有悲悯的情怀。在他看来，一名作家的训练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文本技巧的磨炼，另一部分其实是精神的修炼。他说，过去的创作会在乎物理层面的合理性，总想找到材料加以印证，但现在则会考虑更多精神层面的合理性。当一名作家在精神上具备“安顿”的能力，那便能摆脱“半部杰作”的困境。

从《百鸟朝凤》到《九三年》，肖江虹已写作了几十篇作品，题材涉猎丰富，风格悄然变化，但仍有一个贯穿始终从未改变的主题——“和解”。而在肖江虹看来，“和解”是一个终极的东西。他在写“民俗三部曲”的创作谈和后来相关的交流中反复提到一个词：“怕惧”。这种心态在他作品中处处体现，同时也体现在他本人的创作状态上。“作家在写作时，应当是一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状态。写作的过程，应当是试图和这个世界的人心人性对话。”肖江虹说。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在肖江虹的大部分作品中总会出现孩童的形象，有时甚至这个孩童还会像《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一样道出真相。对于这一鲜明的特点，肖江虹认为，孩童不仅有最纯粹的心灵，还有与生俱来的共情力和想象力。他说：“我之所以会坚持自己的感情基础和审美旨趣依然停留在孩童时期，是因为我最爱的仍是当年作为放牛少年时的自己。”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如孩童般炙热单纯的眼光，肖江虹对人心人性的观察才有所不同，他笔下的人不是单薄的平面形象，而是作家环绕人物几周，上下打量，探查内心动态的立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