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专题研讨会，是对困牛山红军壮举一次高规格的历史研究和一次最多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铭记历史的一个最庄严的仪式。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自1934年8月上旬江西突围开始，红六军团就承担着为中央红军侦察、开路的任务，踏上了西征作战的漫漫征途，到1934年10月24日木黄会师为止，约80天（其中在贵州36天）的征程中，连续行军作战，跨越5000多里（其中在贵州1600余里），战胜了湘赣桂黔四省等敌军的围追堵截和无数艰难险阻，付出重大代价，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起到了先期探路、策应转移、实现红军力量集聚和宣传扩大红军影响力的作用，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部署的战略任务。

首先，从背景上看，红六军团西征是党中央重要的战略决策。1933年下半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尤其是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红军遭受重大伤亡。为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出红七军团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派出红六军团西进，并指示红二十五军撤出鄂豫皖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这三支先遣队成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总体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红军长征的最终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事实上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开辟新根据地的重大的军事部署，具体行动都受命于中共中央直接指挥，从属于中央红军总的战略。

其次，从过程看，贵州是红六军团西征的重要转战地。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令“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由江西遂川出发，开始了西征。由于敌情和形势的变化，红六军团改变了最初向湖南中部挺进的行军计划，经广西、湖南，于9月20日进入贵州黎平县境，26日在剑河、大广一带与桂军遭遇，发生激战，受到较大损失。经艰苦辗转，10月初到达余庆、瓮安之间的猴场。10月7日，在石阡县甘溪与敌遭遇，发生激战后，遭受重大损失。鉴于当时形势，军团领导决定退出战斗转移，命令红18师师长龙云和第52团团长田海清率领800余人实施断后。16日，为掩护红军主力安全转移，红18师师长龙云率领的红52团400余人，被数倍于红军的湘桂黔军围困在三面临河一面绝壁的困牛山上。被围困的红军指战员宁死不做俘虏，为了不误伤夹杂在敌军中的百姓，砸毁了枪支，集体纵身跳崖，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赞歌。红52团在困牛山的激战，掩护了军团主力胜利突围，保存了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10月24日，突围后的红六军团主力到达印江木黄，与红三军主力胜利会师，实现了红军长征史上的第一次重大会师。会师后，根据中革军委决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统一行动，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和进一步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从意义上看，红六军团西征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军事上，红六军团西征起到了牵制敌人、迫使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的作用。一方面，红六军团西征渡过湘江后，吸引蒋介石派重兵进行堵截，客观上减轻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另一方面，木黄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直接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此外，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起到先锋和探路作用，对这段历史，时任红六军团参谋长的李达在后来的一段回忆中清晰地描述到：“我们每经过一地，此地过些日子必遭国民党飞机轰炸，非常准确。我很奇怪，为什么不炸我们，偏偏要炸我们路过的地方呢？有一天，我很偶然看到一份湖南报纸，才解开了这个谜。那张报纸的头版上用特大号字印着一个醒目的标题：‘前面乌龟爬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再看内容，这才知道，总部的机关正是按照六军团的行动路线走的，敌人又破译了我们的电报，侦察到了总部的行动规律，所以就定期地沿着我们的宿营地点进行轰炸……我们也才知道，六军团在受命寻找红二军团并与之会师的同时，实际上还担任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向西的先遣队。”由李达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红六军团西征的军事意义显而易晓。同时，于今天来讲，红六军团西征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困牛山战斗中体现的绝对忠诚、信念坚定、勇于牺牲、赤诚为民的崇高精神，它是同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精神谱系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奋进新时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讲好红六军团西征在贵州的故事，讲好困牛山战斗的故事，把红六军团西征期间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赓续继承好，传播宣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