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芝青

阅读是一种比较好的旅行，择一方桌，或临窗或倚墙，摊开书页，一场畅快的阅读便铺展开来……

开卷有益的典故来自宋太宗。宋太宗非常重视读书，“日阅《太平御览》三卷”，曾有人劝他不要太辛苦，他回答：朕性喜读书，颇得其趣，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古人其实非常重视读书的内容。“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后人一般认为，《诗》的教育可以培养良好的性情，《礼》的教育可以养成端庄恭敬的态度。《诗》《礼》之教，重在立德树人。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后称述圣。一个叫子上的人曾经向他请教如何读书，子思回答说：“先人有训焉，学必由圣……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又何请？”“先人”是子思的爷爷孔子。子思是说，他爷爷教学生，一定是从诵读《诗》《书》开始，终于学《礼》习《乐》，其他杂书不在教习之列。可见，往圣昔贤教人读书，必从经典开始。《诗》《书》《礼》《乐》都是孔子亲自修订的“经典教材”。经典就是有价值的书。读有价值的书，自然是开卷有益。

传统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智慧，经世致用常被提及。《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三不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孔子在《论语》开篇就提出了“学而时习之”的概念，就是学了就要去践行，做到学以致用，而不是教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在《论语·子路篇》，孔子就谆谆告诫：“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却做不好；让他当外交官，却不能从容应对。即使读了很多书，又有什么用呢？

古人说读《诗经》，不是让每个人都要成为诗人。而是《诗经》本身就是人情事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包含了春秋以前的文化思想，是通才之学，“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如果“诵《诗》三百”却干不成事，那就是没有读通，变成了书呆子，这恰恰是孔子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