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吟说自己写贵阳的书不多，只一部长篇小说《玉兰》。书中的贵阳是20世纪的。因抗战和政权的更迭，山外的汽车开进来了，携家带口的外乡人走进来了，各种店铺一间间开起来了，一个个孩子呱呱坠地，南腔北调的多种方言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漂荡。苦丁茶和冰激凌一同出现在夏日的街边，汽车、人力车、马车在繁华的大十字穿行，三四层楼的砖瓦房一旁，有用木板和油毛毡搭成的“偏厦”，穿着绣花衣百褶裙和草鞋的苗家女，与身着旗袍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同为闹市的风景……林吟在《玉兰》中，写到金银路的一位名为万淑珍的女人。从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也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圈不超出金银路三公里，不过她有个“优势”，那就是“城里人”。

到了21世纪，贵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是肉眼能见的高楼耸立桥梁飞架，更多的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心态发生的变化。2015年，因写《绣娘》，林吟接触到贵阳的几位女性，其中付国艳和林雪飞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说：“贵阳不到百年，出现了很多付国艳和林雪飞。她们完全不是万淑珍了，她们的精神世界与万淑珍的有着本质的不同。她们的视阈早已超越小小的贵阳城了，她们因自己为这个世界增添了美丽感到自豪。”

杨骊的《一座城市的交响》讲述的则是古典音乐与贵阳的故事，陈佐湟、刘云志、李心草、张国勇等中国顶尖的艺术家们，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于来自全世界的音乐家们，为了让这座城市拥有交响音乐的属性，不改初心，10多年如一日追逐着音乐梦想，在贵阳构建了一座古典音乐的殿堂。

杨骊认为，在这座交响乐团中，女性这个特有群体，成为这个密匙中最为坚韧的环。站在黄志明身后的王小星、乐团副团长张媛媛、中提琴手魏杰、大提琴声部首席薇奥蕾塔·赫尔曼……更不用说庞大的乐迷群体中，女性占据了大多数，这座城市的女性正用她们的柔韧和坚毅，如南明河的水一般，默默地改变着山的形态，陆地的形态，改变着这座城市的属性。

对于奚婧来说，直到2019年因为创作《熔炉——一座城市的钢铁记忆》，她才走进贵阳的历史，去触摸时光更深处的贵阳。作为一个新贵阳人，当时奚婧对贵钢的了解不多；作为一名“80后”，60多年的历史跨度和如此庞杂的历史背景，自己的第一反应是“难”。

于是，奚婧首先把自己沉浸在场景中，在贵钢的新老厂区里转悠，在老办公楼里穿梭，老职工宿舍、老厂房、学校、幼儿园，甚至菜场……每个地方都尽量用脚步去丈量，甚至在行道树的树荫下坐一个下午，想象自己穿行在工人们下班走过的路上，闻到他们身上汗水和烟火混合的味道，看得到他们脸上振奋、自豪而又满足的笑容。就这样，把自己穿越进历史中去，沉浸到现场中去。在这样的深入采访中，奚婧触摸到了贵阳的脉搏，从一个肤浅的居住者去深入这个城市的历史和脉络，和过去的贵阳相遇，对话。

“城市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现代化的过程将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的形象扫荡，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但文学书写是富有思维发散性和灵动性，又不易被“抹除”的一种城市文化记忆。文学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记忆特色，为我们保留永恒的记忆。今年，看到青云路的变化，我深有感触，想再以青云路的变迁为主题写写《青云烟火》。”奚婧说。

当白凤把自己的“发现”一篇篇写作刊发，仿佛一点点揭开这座城的面纱。“江西巷”“成都巷”“吉安巷”等地名背后是这座城的迁徙记忆，甚至是曾经民族迁徙史的一个注脚；白沙巷内的刘统之先生祠、护国路上的王伯群故居、中华北路上的毛公馆、中山东路上的虎峰别墅，凝聚的不只是民国建筑的美学理念，更是风雨飘荡的半部民国史；没有被风霜雨雪完全毁灭的摩崖石刻，黔灵山上的“虎”、东山上的“龙”、相宝山上的“玄武”，竟然一一对应东青龙西白虎北玄武的国学符号……还有那些民间传说，如市西河聚宝盆、金沙坡传奇、化龙桥化龙等等，从另一维度丰富了贵阳城的血肉。

她认为年轻人的视角、年轻女性的书写，阅读门槛上的“低”也许反而会让更多人对这座城有兴趣。“专栏最终汇集为《贵山之阳 城事过往》出版后，果真有小朋友看得津津有味，还找我带领去找书中所写的地方实地看看。于是有了‘跟着小白寻老贵阳’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