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记者 宰飞

上海崇明区横沙乡。 吴晓威 摄

每年清明时节，长江刀鱼上市前后，关于它的话题就在上海热起来了。早年，刀鱼只是上海人日常食用鱼类中的一种而已。直至20世纪90年代，年产量也有1000多吨。而到了2019年刀鱼禁捕前夕，年产量下降到不足100吨。

正当人们担忧刀鱼要永久地消失在长江里时，它突然回归了，回归得让人猝不及防。

去年3月，在崇明管辖的长江水域，科研人员做了一次鱼类监测。一网下去，捞到的刀鱼竟有18公斤！

这在前几年不可能发生。科研人员笑称：“10年后怕是船开过去大鱼就要跳进船舱了。”

短短几年，发生了什么？一条刀鱼的沉沉浮浮背后，满是长江生态环境变迁的故事。

渔民上岸成了长江守护者

话得从6年前说起。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长江生态环境修复中重要的一环是“治渔”。长江禁渔是件大事，关系30多万渔民的生计，代价不小，但比起全流域的生态保护还是值得的。

2019年起，长江刀鲚（刀鱼）、凤鲚两种鱼类和中华绒螯蟹的专项捕捞许可证停止发放，刀鱼的生产性捕捞告终。

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行“十年禁渔”。

2021年3月1日，《长江保护法》实施。1个月后，沪苏浙皖四地同步施行“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的决定”。

其实，早在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之前，上海就已经开始退捕、禁捕工作。2018年渔船退捕工作部署推进，2018年8月起192艘长江捕捞渔船全部退出生产作业，率先实现全域退捕。

渔民转身上岸，有些甚至成了长江守护者。曾有“刀鱼王”之称的崇明人彭海兵，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捕鱼、贩鱼，生意做得最大的时候，手下有四五十条捕鱼船。前几年他放弃了刀鱼生意，转而成立了“鲟豚使者联盟”志愿组织，变身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志愿者。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禁渔只是长江生态环境修复的一部分。判断长江是否健康，还要看其生态系统状况如何，生物完整性指数如何。为此，很多工作在同步进行。

比如，水生态修复。上海以新谊河、新塘港等水系建设为重点，2021年完成了51公里骨干河湖综合治理，推进了15个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提高了区域防汛除涝能力，改善了河道水环境面貌。

比如，湿地保护修复。上海发布了崇明东滩、宝山陈行—宝钢水库、崇明北湖等第一批市级重要湿地名录。在崇明东滩实施了“互花米草生态控制与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提升了这一区域的湿地生态功能。

比如，水土流失防治。有关职能部门现场检查了市级审批的128个在建项目和3个已验收报备项目、294个区级审批项目。

2020年度，中央对上海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结果定为优秀，全国排名居首。

一幅最江南的画卷正在展开

2019年，老字号饭店“老半斋”把长江刀鱼的宣传海报摘了下来。这是上海人对刀鱼的一次郑重告别。

2019年刀鱼禁捕后，“老半斋”的刀鱼汁面还在，只是换了原料——把“江刀”改成了“海刀”。“江刀”“海刀”原本是同一种鱼类，只是捕捞地点不同——“江刀”是刀鱼从大海里洄游到长江后捕获的，“海刀”则是在海里捕获的。

每年3月，刀鱼洄游的汛季。

与几年前不同，如今江面上游弋的不再是捕鱼船，取而代之的是渔政执法船。“偷捕现象几乎绝迹了。”执法人员说。

长江生态环境修复，刀鱼得以更好地繁衍生息。长期在江畔工作的人说，长江里的鱼“肉眼可见”的多了。这两年，在天气闷热的时候，偶尔能看到鱼儿跃出水面的情景。

古人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细密的渔网不放入大塘捕捞，鱼鳖就吃不完。）长江“十年禁渔”结束后，刀鱼或许会重回大众的餐桌。那时候，长江刀鱼将不只是一种乡愁。

作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今年迈入第三年。示范区新建、续建项目达80多项，方厅水院、江南圩田、桑基鱼塘、水乡湿地……描绘了一幅最江南的画卷。

“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离不开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打通生态环境管理体系，使用‘一套标准’来共保联治。”作为长期关注长三角绿色发展的学者，全国人大代表、民盟市委专职副主委、复旦大学教授丁光宏注意到，三地政府为此做了诸多探索，包括联合印发实施“一河三湖”管理制度文件，共同开展示范区水源地协同保护，建立示范区大气、水、突发环境事件等监测监控体系，推动示范区执法互认工作等。

在丁光宏看来，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先手棋和突破口，长三角全域的绿色发展都“打得很有章法，基础夯得实，举措落得稳”。其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生态要素变为资源要素、生态价值变为经济价值、生态优势变为发展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