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礼主持省文史馆几部古籍文献整理丛书的具体工作，对贵州文献较为熟悉，有较深的文献学功底和丰富的编辑经验。在《贵州文库》工作中，他负责拟订初选书目，遴选编纂人才，承担书稿二审。同时，他也负责文库中重点文献书目的整理点校工作，如《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嘉靖）贵州通志》《黔诗纪略后编》等书。

在整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的过程中，王尧礼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一字一句地做了三次校订。虽然是白话文，但初版纸张粗劣，错讹脱衍很多，校订难度很大。为了校勘，他还找了当年的报刊和学者们的文集作参校本。在家里，他跟夫人对读，一个人看另一个人读，然后交换读、看至少三遍。此外，王尧礼还会请同事再看一遍。“在点校时发现有些地方明明知道错了，但是你不能随便去改，这就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进行佐证。如果你没有把握订正，那就宁可保持原貌。自己做了这件事后，才觉得有多难。”

《贵州文库》首批出版的文献中，有一部显得很特别，它由3部文献组成，名为《（嘉靖）思南府志·（嘉靖）普安州志·（万历）铜仁府志》。从名字可看出，这是一部地方志书，都是在明代中后期编纂的。明代贵州仅存7部方志，这是其中的3部。此部文献由铜仁学院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院副教授黄尚文、安顺文史专家柴其斌点校，两人在整理出版过程中，也付出了诸多心血。

黄尚文形容当时的情景：“边点校、边学习、边买书、边参考，一路磕磕碰碰、跌跌撞撞。”虽然辛苦，但黄尚文感到这样做有很多乐趣，每当解决一个字、词、句读、倒错、补阙等难题时，很有成就感。点校完《铜仁府志》和《思南府志》两本书，黄尚文感觉自己不知不觉变得很“文史”了。

柴其斌回想《普安州志》的点校过程，至今仍感慨不已。“古书没有断句标点，若不通文意，洋洋洒洒打字，极易出错；若交给打字员，又多不识繁体字、异体字，错讹过多，不如自己手录妥当。另外，历史是过去的事，如果没有文化积累和学识积累，感觉处处都是陷阱。方志又有方音、方言夹杂其中，当时人人识得，现在却成了‘拦路虎’。若不能读通而点校，点出来的笑话无异于‘烤酒坛坛好做醋，缸缸酸’。”

贵州出版集团原副总经理、《贵州文库》副总纂李立朴是《贵州文库》编辑委员会这支队伍的专家之一，负责起草出版说明和凡例，以及书稿二审。在编校过程中，李立朴有时感到有些遗憾，因为他们所得到的底本并不好，经过几百年的流传、翻刻，底本会有很多问题。李立朴说，“原则上，作为一个专家应当看到所有的版本，这样才可以向读者做交代：为什么我选择这个版本，它的优点在哪里，它有哪些不足，我怎么处理的？这些都应该交代清楚，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